陶敬之，又名陶叔琪，１９１３年１１月出生于四川重慶一個店員家庭。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陶敬之在南京、上海求學時，即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從上海商學院畢業后，１９３５年秋陶敬之回到重慶，經同學溫田豐介紹，進《商務日報》當記者，在副刊版與王達非合編《國際時事周刊》。后來，他又在《商務日報》本市版編輯“公共園地”（服務版），與副刊配合，宣傳抗日救亡。他巧妙地利用一切機會，竭盡全力地引導青年、組織青年，尤其是職業青年，把分散的力量匯集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領導他們在斗爭中磨煉，使一批幼稚的青年成長為抗日救亡的骨干，播下了革命的火種，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１９３５年底，重慶學生為響應北平“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成立了重慶學生救國聯合會，開展各種宣傳活動。１９３６年２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各學校：“應停止學生一切救國工作，整頓學風，罷課地方政府應加制裁。”但是，重慶學聯城區分會宣傳隊沖破軍警阻撓和搗亂，堅持渡江到南山進行宣傳活動。陶敬之即以“金留”筆名發表《反對阻止救國運動的教育者》等文章，指責學校當局，也即影射抨擊國民黨政府。由于“學聯”堅持開展愛國活動，國民黨重慶市黨部于３月中旬勒令解散了“學聯”。國民黨的新聞檢查所又對《商務日報》進行制裁，要求把稿件送檢。但陶敬之以記者身份走訪當時的重慶大學校長胡庶華，隨即以“金競木”的筆名寫了《敬質胡庶華先生》一文，集中駁斥胡庶華“讀書即是救國”的種種謬論。文章未送檢查即在《商務日報》發表。胡庶華見報后大怒，立即把文章剪下，親自送去新聞檢查所。《商務日報》因此被罰停刊三天。陶敬之在強大壓力下堅定不移，繼續發表文章，鼓勵學生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１９３６年６月上旬，在重慶城區黃家埡口漆魯魚寓所秘密成立了黨領導的“重慶各界救國聯合會”。作為救國會的創建者之一的陶敬之，被推選為干事組干事。救國會成立后，活動和影響日益擴大，形成重慶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的核心力量，并為中共重慶地下黨組織的重建奠定了基礎。
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９日，重慶職業青年救國會（對外名稱為職業青年讀書會）在重慶城區蒼坪街福音堂正式成立。成立會上，３０余人到會，陶敬之講話時反復強調“職救”的三大任務：一、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二、自我教育；三、職業保障介紹。在陶敬之的直接領導下，“職救”成員堅持分組學習各種進步報刊，平時分散自學，每周各組集中一次，討論學習心得或輪流作時事報告。他還設法將一些學習心得發表在《商務日報》“公共園地”欄，鼓勵成員的學習積極性。后來，許多“職救”成員成為抗日救亡的骨干，成為堅持革命的共產黨員。他們滿懷崇敬的心情說，陶敬之“是職業青年救國會的奠基人，是嚴師、摯友，是他扶我們走上革命道路”。
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１日，日本政府不顧四川人民強烈反對在成都設立領事館，派領事巖井英一到達重慶，準備西上成都。這更加激發了重慶人民的憤怒，掀起了群眾性的反日浪潮。重慶救國會干事會在武庫街（民生路）１０２號樓上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讓陶敬之以記者身份公開出面，發動和組織領導“重慶各界反對日本設領大會”，進行了集會、游行等多種活動，并在《商務日報》上刊登了“紀念國慶必須抗日”等文章。陶敬之的這些愛國行為，觸犯了國民黨反動當局正在執行的“賣國有功，抗日有罪”政策，引起了重慶反動當局對他的嫉恨。陶敬之受到特務跟蹤，處境十分艱險。恰在此時，萬縣《萬州日報》總編輯李春雅為了革新報紙，向在重慶《商務日報》工作的溫田豐約請編輯，溫田豐便推薦陶敬之到《萬州日報》作編輯。
陶敬之到萬縣后，為了掀起抗日救亡的浪潮，勤勤懇懇，嘔心瀝血，積極宣傳群眾，組織群眾進行救國救民的艱苦工作。陶敬之編輯的《萬州日報》是地方軍閥的報紙，他利用地方軍閥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團結總編輯李春雅，盡量在報紙上刊登抗日救亡和暴露蔣介石黑暗統治的各種文章，對喚醒民眾增強反蔣抗日意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西安事變發生后，為了使廣大能拿筆的群眾團結起來參加斗爭，陶敬之決定發動一個寫“萬縣的一日”運動，并在《萬州日報》上公開刊登征稿啟事，號召作者“把萬縣的全貌披露出來，給各界同胞一個全新認識……聯合起來，努力起來，全都走到抗日救亡戰線上來。”萬縣的一日就是中國的一日的縮影：社會暗無天日，人們見到的是失業、煙毒、娼妓、棄兒；人們傳聞的災民搶食、土匪劫場、禮教吃人；革命遭到破壞后，青年前途茫茫。這些社會現象都被作者用筆一一記錄下來，“萬縣的一日”征文活動在群眾中引起很大的震動。當時正處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陶敬之不怕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在征文中公開提出：“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一切漢奸賣國賊，打倒一切土豪劣紳！”這對民心是很大的激發，更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陶敬之還從數萬篇來稿中精選出７０篇１０多萬字，匯集成冊，正式出版發行，對萬縣的抗日救亡運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１９３７年５月，重慶文化界救國聯合會在重慶城區公開成立了，與各界救國會一起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在此期間，一批宣傳抗日救亡的進步報刊發展起來。回到重慶的陶敬之參與編輯的《齊報》，是宣傳抗日救亡的主要報刊之一。通過《齊報》與其他進步報刊的宣傳，抗日救亡的輿論陣地大為加強。
１９３７年７月，萬縣的共產黨組織尚未恢復。在《萬州日報》當編輯的歐陽克明是失掉組織關系的共產黨員，他為了在萬縣更好地開展抗日救亡活動，與重慶救國會總干事漆魯魚聯系。漆魯魚便派陶敬之和共產黨員劉璋達到萬縣，被安排在《萬州日報》編輯部工作。陶敬之又介紹重慶救國會的另一骨干賀方木也到《萬州日報》工作。
陶敬之再次到萬縣，除編報紙外，還抽出很多時間來搞籌建“萬縣救國會”的工作。“萬縣救國會”是秘密組織，正式成立后，陶敬之作為發動人和組織者之一，擔任了總干事，歐陽克明、劉璋達、賀方木為干事，組成干事會。“萬縣救國會”組織生活非常嚴格，每周開一次會，都由陶敬之主持。陶敬之為了更好地開展救國會的工作，一方面在報社組織報告會、時事座談會、讀書會，在廣大作者、讀者中宣傳抗日救亡；另一方面，既組織半秘密的“學聯”在廣大學生中開展工作，又組織公開的“萬縣文化界救國會”，團結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陶敬之領導“萬縣救國會”開展的抗日救亡活動取得了顯著成績，使萬縣群眾性的抗日活動趨于公開化。國民黨當局迫于群眾壓力，也成立了官辦的“抗敵后援會”，陶敬之擔任了后援會的秘書。救國會的同志決定打進去做工作，郭汶、賀方木都擔任了“抗敵后援會”的職務。在陶敬之的安排下，利用這個合法的組織，進一步領導群眾開展種種抗日活動。
陶敬之是《萬州日報》國內版兼要聞版的編輯，不僅報上的新聞、言論愛憎分明，還大量轉載《新華日報》的消息、評論，大量刊登救亡活動報道。當時，萬縣不少進步青年想去延安，陶敬之等征得總編輯李春雅的同意，決定在報社少用兩個編輯，工作由大家分擔，每月省下６０元大洋的工資，給去延安的青年做路費。為了探明由陸路去延安的捷徑，避開沿途特務盤查，陶敬之便派“文救會”副主席陳繼雨從萬縣步行經川北、過秦嶺到西安，再由八路軍辦事處安排去延安，探路獲得成功。以后，萬縣一些男女進步青年就在陶敬之等人的資助下，沿著這條路線進入延安。
由于陶敬之在《萬州日報》積極宣傳抗日救亡，萬縣警備司令劉光瑜說：“像陶敬之這樣的赤色分子，留在報社不行。”并正式行文，以他兼報社社長的名義，將陶敬之革職。陶敬之依依不舍地告別他兩次戰斗過的萬縣，回到重慶，走上新的革命征程。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共重慶干部小組（會）改為中共重慶市工委，漆魯魚任書記。１９３８年初，市工委在重慶救國會成員中發展了第一批黨員。陶敬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多年的愿望。以后，他按黨組織的指示，又到《齊報》做編輯工作。他利用合法報紙活動，政治方向明確，斗爭策略靈活，在群眾中擴大了影響，壯大了抗日救亡的宣傳聲勢。１９３９年，陶敬之被安排到《新蜀報》任職。此時，上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領導，社長周欽岳曾是中共地下黨員，總經理薩空了又持開明態度，陶敬之與他們努力做到在一些大是大非問題上有別于當時在重慶出版的反動報紙，因而使《新蜀報》聲譽日益鵲起，群眾對她有“第二新華日報”之稱。陶敬之對報紙能獲得群眾的贊譽，是做出了較大貢獻的。
１９４４年，陶敬之奉黨組織之命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按照黨的方針、政策和指示，積極開展對民主黨派的統一戰線工作。由于工作成績顯著，他多次受到中共南方局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的接見。
１９４７年１月至２月期間，在中共四川省委領導下，重慶學生掀起抗議美軍暴行運動，聲援北平學生的抗暴斗爭。６月１日，國民黨政府為了鎮壓學生的愛國運動，布置了一次全國性的大逮捕。重慶反動當局于凌晨出動大批軍警憲特，分頭逮捕了２７０余人。陶敬之在黨的領導下，積極發起和組織“六一后援會”，日夜奔波，聯系社會各界人士，設法營救被捕的人員。經社會各方營救，除三名共產黨員后來犧牲于“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外，其余人員都陸續得到釋放。而陶敬之卻因此受到特務的監視，處境危急。１９４７年１０月，黨組織遂命他由重慶轉移到宜昌，任中共宜昌特支書記，領導開展對國民黨潘文華部隊的策反工作。
陶敬之常說：“反動派統治越厲害，革命者應該更堅決、更積極，抱定犧牲精神為黨工作。”１９４８年４月，重慶地下黨領導人被捕后叛變，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陶敬之的妻子及時用暗語寫信告訴他，要他趕快轉移。但他想到，如果離開了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級就無法與自己聯系，戰斗在敵人心臟中進行策反工作的戰友只得孤軍奮戰。作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在這危急關頭，只有一個選擇：堅守陣地。沒有組織的決定絕不撤退，哪怕坐牢、殺頭的危險就在眼前，也絕不動搖。１９４８年６月，陶敬之因被叛徒出賣，在宜昌不幸被捕。敵人把他押解到重慶，囚禁于有“活棺材”之稱的渣滓洞監獄。敵人知道他是我黨的特支書記，想用利誘、酷刑從他身上獲得黨的機密，但陶敬之堅貞不屈，保持了共產黨員的革命氣節。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國民黨反動派在重慶的統治已呈風雨飄搖之勢，蔣介石再次從臺灣飛抵重慶，布置敵特逃離重慶前的系列大屠殺。當天下午，陶敬之與江竹筠等３０名共產黨員、革命志士被押到“中美合作所”禮堂集中后，于黃昏時分押往電臺嵐埡。途經野草沒膝的荒坡，陶敬之和大家齊聲高呼“打倒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人民革命勝利萬歲”等口號，聲震荒野云空。劊子手們眼見群情激憤，惟恐發生暴動，尚未到達預定的行刑地點，便迫不及待地向陶敬之等瘋狂開槍射擊。陶敬之等３０位烈士，鮮血溶入歌樂山下的黃土，忠魂與巍巍紅巖凝為一體，千秋萬代，永世長存。
（王辛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