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原名汪之正，字誠齋，號洪波，１９１３年出生于山東省東阿縣夾河鄉顧莊村（今屬河南省臺前縣）一個農民家庭里。他８歲在本村讀書，１９１９年進入公立高級小學堂，１９３１年秋考入濟南山東省立第一鄉村師范學校。汪洋在鄉師學習期間，參加了讀書會，閱讀了魯迅、李大釗、高爾基的著作和其他進步書刊，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同時，他深受該校創辦的進步雜志《前沖》的影響，并在上面發表了不少進步的詩詞和文章。
九一八事變后，汪洋對日本侵略中國深感憤恨和痛心，奮筆寫下《感憤》一文，表示：“大好河山，拼死保衛”，“以鮮血澆列強之惡絕，以骨髓填世界之不平，共赴國難，以一死不茍幸生”。他積極投入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救亡運動，組織同學深入郊區農村，廣泛進行抗日救亡宣傳，發動民眾抵制日貨；還和同學們一起發起抗日募捐活動，聲援和支持抗日前線將士；并參加了濟南市１２所學校２０００多名學生組織的赴寧請愿活動。到達南京后，他們與外地來的學生一起，在國民黨南京“總統府”門前靜坐、請愿、演講、絕食……強烈要求南京政府團結各界抗日。
可是，蔣介石國民黨不僅不答應請愿學生的合理要求，反而對愛國學生采取威脅、綁架等卑鄙手段，鎮壓愛國學生運動。為保護學生的人身安全，各地學生領袖公推汪洋為學生保護隊隊長。汪洋接受各地學生的委托后，立即在學生中挑選身強力壯者，組織他們建立一個３００余人的學保隊伍。１１月的一天上午，請愿學生正集合在“總統府”前演講，突然來了一隊警察，二話不說，掄起槍棒驅打學生。許多人被打傷，還有幾個遭到綁架。汪洋隨機應變，立即指揮學生撤退。在大批學生退到安全地段后，汪洋隨即帶領十多位高個子學生沖回警察群中，與之拼死搏斗起來。這時，被綁架的學生乘機掙脫警察之手。可是，汪洋的頭上、身上多處受傷，緊急關頭被后邊增援的學生救回。此后幾天里，南京反動當局到處張榜緝拿汪洋，中共南京地下組織為了保護汪洋的人身安全，幫助他率領山東學生請愿團安全回到濟南。
在中共濟南地下黨領導下，汪洋積極在學校創建“讀書會”、“學生會”等青年進步組織，帶領同學們散發傳單、上街講演、編演抗日救國戲劇。他給當時的《濟南日報》寄發詩文：“日本所殺者，我同胞也；所占者，我土地也。誰無父母？誰無財產？誰無生命？而反動軍閥不抗日，不救國，反把一些愛國志士視為仇敵……”
１９３５年７月，汪洋從濟南鄉師畢業，到山東肥城縣城關鎮高小任教。當時的肥城，地方反動當局迫害進步教師，克扣教師薪水。疾惡如仇的汪洋不顧個人安危，組織發動全縣２４０余名教師進行增資罷教斗爭。在他的帶領下，教師們游行示威、靜坐絕食、談判斗爭，迫使反動當局答應他們提出的三項要求：１．提高教師的經濟待遇和政治待遇；２．改善教學條件；３．補發克扣的教師工資。罷教斗爭勝利了，可是，反動教育當局卻借故把他開除了。
那年春節前，汪洋被迫回到故鄉夾河鄉顧莊村。不久，汪洋決定去濟南尋找中共黨組織。臨走時，他告別母親說：“媽媽！我走了，你不要把我牽掛。人類解放不成，何以為家？生，我是共產黨的兵，死，我是共產黨的鬼，不打倒帝官封，兒愿做千秋鬼永不回家！”他在同學的幫助下，與中共濟南地下組織取得聯系。１９３６年１２月，中共山東省工委批準汪洋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后，汪洋被中共山東工委派往東北軍學兵隊作政治指導員工作。西安事變后，他隨谷牧一起回到延安。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后，汪洋接到八路軍總部的命令，派他去魯中創建抗日武裝，開辟抗日根據地。這年冬天，他只身到國民黨山東第五戰區第八游擊司令張里元部的獨立營，找到中共地下黨員謝輝、趙昭，研究確定做該營的兵運工作。汪洋由謝輝、趙昭二人介紹，加入了獨立營一連當文化兵，伺機做行動準備。１９３８年春節后，張里元命令該營北上博山防守。汪洋認為行軍路上是策動部隊暴動的良好機會，便連夜召集謝輝、趙昭、張崗、崔介商量。他們分析，當時的兵力情況為二比二：該營共四個連，原益都縣公安局警察編為一連，由原公安局長、現任營長戴星三掌握，屬于最頑固的力量，也是主要打擊目標；宋煒率領的二連成員是益都縣壯丁隊，大都是農民出身，重要的是連長宋煒原是青年學生，思想比較進步，是團結爭取的對象；三連歸謝輝，四連歸趙昭，是主攻力量。為了慎重，不打無把握之仗，他們最后商定，由汪洋做宋煒的思想工作，謝輝、張崗他們四人做兵暴組織準備。
行軍途中，汪洋一直同宋煒肩并肩走在一起，一邊熱情為他分扛行軍物品，一邊在宋煒身邊唱起《五月的鮮花》：
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
赤色的花兒，染透了碧血。
美好的河山，豈容日寇侵犯，
我們同仇敵愾，意志如鐵。
同胞們，團結起來，
為了民族的獨立，
為了人民的幸福，
共同奮斗，建功立業。
宋煒聽著這悠揚動人的歌聲，心想：“他是誰？過去是干什么的？這樣熱情！這么風趣！”當他得知汪洋也是一位愛國青年學生時，便欣然與汪洋攀談起來。
“汪洋，怎么到這個部隊來的？”
“外敵入侵，抗戰匹夫有責，愿與宋連長共赴國難！”汪洋靠近宋煒一步，隨口答道。
“好！有志氣。可是，目前日軍已侵入我華北，妄圖滅我中華！”宋煒放慢了行軍腳步，與汪洋并肩行走問道，“兄弟！你的看法呢？”
汪洋立即興奮地答道：“只要國共兩黨搞統一戰線，團結一致抗日，日本鬼子的野心就不會得逞。咱們一定能把兇惡的侵略者趕出國門！還要建立新的中國，讓老百姓過上幸福安穩的生活啊！”
“好一個把日寇趕出國門，好一個讓老百姓過上幸福的生活！”宋煒興奮激動地抱起汪洋的雙肩，贊賞地笑著說。
當部隊行進到博山魯村時，汪洋感到時機成熟，便把兵暴的打算告訴他，宋煒欣然同意。汪洋便在部隊開到博山下莊時，策動該營二、三、四連一起舉行兵暴，當即繳了一連及營部手槍隊的槍，驅逐了反動營長戴星三，率部隊進入沂蒙山區，樹起“魯南抗日獨立營”的大旗，在臨沂、泰山、濰坊、淄博一帶開展抗日游擊戰爭，被日軍與國民黨驚恨地稱為“魯南輕騎”。不久，汪洋、張崗和崔介率領部隊轉移到萊蕪常莊，加入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被編為第三團，汪洋仍擔任團長兼政委。
１９３８年５月的一天，汪洋率領三團戰士在萊蕪縣城進行訓練，突然接到四支隊命令：要他急率三團到鹿鳴山，配合八路軍第四支隊去襲擊投降日軍的山東“反共司令”秦啟榮。汪洋當時感到軍情緊急，連鞋子都沒顧上穿好，立即率領部隊去萊蕪礦山，消滅了秦啟榮偽軍主力３００多人。人民群眾歡欣鼓舞，紛紛要求參加汪洋領導的隊伍，三團很快發展到５００多人，使第四支隊軍威大振。接著，汪洋又率領部隊轉戰滕縣，解放了滕縣，嚴厲打擊了國民黨頑軍申從周等部和八里溝的地方反動武裝，被當地人民群眾譽為“鐵騎軍”。
不久，汪洋受中共山東省委派遣，率領整編后的二團開赴莒縣、臨沂、郯城一帶，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
１９４０年９月，按照八路軍山東縱隊實現主力全部正規化的整編計劃，以第一、第四支隊主力合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一旅，王建安任旅長，汪洋任政治部主任，錢鈞任參謀長，下轄四個團，兵力一萬余人。一天上午，萊蕪城郊，汪洋正在第一旅成立大會上作政治報告，突然接到緊急情報，約一萬多名日軍乘坦克、汽車偷襲過來，情勢萬分危急。汪洋處變不驚，鎮靜地與王建安旅長、錢鈞參謀長略作磋商，即把政治報告改為戰前動員。這時，會場上空亂云翻滾，狂風大作，日軍汽車、坦克的隆隆響聲滾雷般地傳來。汪洋呼地站起身來，喊道：“同志們！戰斗馬上就開始，報效祖國和人民的時刻到了！”他凌厲地掃了會場一眼，戰士們正摒住呼吸，瞪大了眼睛。汪洋高聲發出最后的動員令：“同志們！準備殲滅來犯的敵人！”隨之，部隊迅速分出一翼，由錢鈞參謀長率領，前去阻擊敵人，其余主力由王建安與汪洋率領，火速向泰山方向撤去。
錢鈞率隊依據萊蕪有利地勢打退敵人數次進攻，日軍在萊蕪城郊留下幾十具尸體。接著，他率隊西撤。日軍初戰失利，嗷嗷亂叫，從背后兇猛追殺過來。一旅主力輕裝急進，向西撤退４５里，到達一處峽谷地帶。汪洋與王建安遂分兵埋伏兩側，帶領戰士緊急構筑工事。這時已近午后兩點多鐘，大雨傾降，道路泥濘。日軍窮追不舍，錢鈞率領部隊且戰且退，迅速向峽谷退去，日軍的車輛擁擠向前。這時，只聽一聲炮響，汪洋振臂大呼：“同志們，英雄殺敵立功的時刻到了！沖啊！”兩側的戰士們憑借有利地勢奮勇殺出，錢鈞立即調轉馬頭，指揮部隊轉退為攻，形成三面夾擊之勢。頓時，機槍聲、喊殺聲、車輛的撞擊聲和日軍的嚎叫聲響成一片。這次戰斗打得日軍傷亡慘重。
不久，“百團大戰”開始。汪洋奉命親率一旅指戰員在山東萊蕪、博山一帶向日軍發動猛烈進攻，歷經大小戰斗２０余次，俘虜、斃偽日軍１２６０余人，繳獲長、短槍５００余支。
１９４１年８月，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旅成立，下屬四個團，廖榮標任旅長、汪洋任政委。在部隊強有力的支持下，汪洋深入魯南地區廣大農村，廣泛發動群眾，建立人民政權，鞏固擴大魯南抗日根據地。同年秋，８０００多名日偽軍對泰山地區進行殘酷“掃蕩”，所到之處扶植漢奸勢力，推行保甲制度，到處設據點，封鎖泰山抗日根據地。汪洋組織帶領群眾進行反“掃蕩”。這年臘月，他率領四旅十一、十二團，冒嚴寒，踏冰雪，轉戰沂蒙山區，連續攻克西高都等１０多處日軍據點，打通了沂山、蒙山與蘆山的日軍封鎖線，恢復了魯中抗日根據地。
１９４２年３月，中共山東分局決定：第四旅兼屬第一軍分區，汪洋任泰山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廖榮標任軍分區司令員，歐陽平任政治部主任。時值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擴張野心越來越大，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的歲月。日軍在山東增兵十萬，對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慘無人道的“掃蕩”，實行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在泰山地區建造炮樓３１４處。汪洋、廖榮標和歐陽平采取集中分散的機動戰術，深入廣大基層群眾中，在各縣農村建立農救會、婦救會、青救會、兒童團和民兵隊等抗日群眾組織，配合主力部隊嚴厲打擊日偽軍，同時組織帶領群眾進行生產自救、減租減息、反奸除霸和整黨、整風運動。
在一次整風會上，有人提出汪洋曾經放走國民黨山東省主席沈鴻烈。當時，廖榮標司令員站了起來，說：“不錯，那件事情大概發生在１９３９年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與汪主任帶領四支隊機關人員和兩個連在萊蕪雪野村訓練。這時，國民黨山東省主席沈鴻烈帶隨從１２人，騎馬從雪野村北路過，恰被我部戰士俘獲。”這時會場有些躁動，有人嚷道：“啊！好不容易抓住條大魚，汪主任為啥放跑呢？”廖榮標含笑答道：“是條大魚！為了做好統戰工作，是我派汪主任去接待他的。那時汪主任還作了發揮，大張旗鼓地寫標語，率部隊歡迎他呢！正因為汪主任來了這一手，沈鴻烈一直積極配合咱們抗日啊！”會場頓時鴉雀無聲。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為了進一步擴大抗日根據地，廖榮標司令員率領軍分區主力部隊挺進魯東南淄河流域，政委汪洋和專員趙篤生帶領地委、專署機關干部、軍分區教導營和十團一營，在博山劉白楊村集中培訓縣區領導干部。由于叛徒告密，１０月１６日，日軍從萊蕪、口鎮、新泰、淄博、膠濟路等地調集６０００多名日軍，于當夜分六路向劉白楊村襲來。１０月１７日拂曉，汪洋得到情報后，立即派出四個小組四邊偵察，西、北、南三個小組迅速返回，都說發現敵人，只有派向東面的小組未歸。汪洋與趙篤生、石新、趙鈞商量后決定，馬上組織部隊順吉山河北岸向東突圍。營長趙鈞率一個連順吉山向東開路，機關干部居中，教導營營長石新及軍事隊隊長田光林率領所部斷后。
途中與東邊來的日軍遭遇，汪洋帶領十團兩個連、機槍排和教導營軍事部一邊與日軍激戰，佯作進攻，一邊指揮部隊轉戰吉山南嶺。在搶渡溪河時，又遇東、北、西三方日軍的夾擊，部隊傷亡沉重。在此敵眾我寡、極端危急的情勢下，汪洋雙手持槍，彈無虛發。他對準在山上指揮的日軍軍官射擊，趁日軍混亂，帶領部隊迅速殺至南嶺山腰，欲搶奪山頂制高點，不料遇到山頂埋伏日軍的瘋狂阻擊。
汪洋立即召集緊急會議，決定將部隊化整為零，分頭突圍。汪洋率領部分人馬沖殺到吉山主峰腳下，這時天色陰沉，夜幕降臨，巍巍吉山顯得朦朧灰暗。汪洋環顧身邊，不少干部壯烈犧牲，剩下的數十名戰士身上多處受傷。他凜然吟道：“凡七尺男兒生當為國，做千秋鬼雄，死亦光榮！”汪洋望著身邊這些戰士想：他們雖然跟隨我在一天一夜的腥風血雨中沖殺至此，滴水未沾，粒米未進，眼下，所有的子彈也全部打光了，可是，這些中華民族的英雄健兒仍然緊緊貼在自己身邊，怒視著強敵，像鐵塑鋼鑄般屹立于高山濃云下，使敵人不敢貿然前進一步……祖國能有這樣的兒女，何愁不發達興旺？！日本鬼子咆哮不了幾天了，戰士們盼望已久的新中國建立的美好明天就要到來，可是……
霎時，山前傳來密集的槍聲，３０００多日軍匯集成團圍攻過來。面對數十倍于我之敵，汪洋大喊一聲：“同志們！報效祖國的時候到了，上刺刀拼吧！”說罷，他端起刺刀旋風般向敵群沖去。這時，山風大作，雷雨傾盆。戰士們緊隨其后，如迅雷閃電般撲向敵人，一時喊殺聲驟起，震撼寰宇。終因寡不敵眾，教導營營長石新身中數彈，壯烈犧牲，數十名英雄戰士與日軍同歸于盡。汪洋身負重傷十幾處，跌倒在地。待日軍走近，他又霍然坐起，用盡最后力氣拼殺日軍。
汪洋壯烈殉國的消息傳出后，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山東《大眾日報》、《泰山日報》均發祭文悼念。山東省黨、政、軍、民各界數萬人沉痛悼念汪洋和３００多名犧牲將士。在追悼會上，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歐陽平為汪洋烈士等人寫下挽詞：
投筆從戎救亡業，捐軀拼殺吉山血。
二十九齡春正盛，十月十七全大節。
敵軍六路成合擊，健兒數百齊揮鋮。
三百勇士同殉難，全軍誓把國恥雪。
１９４５年８月，萊蕪縣抗日民主政府將吉山釣魚臺改建為汪洋臺，臺上建有汪洋亭，亭中樹烈士碑一座，碑上刻有山東省黨、政、軍領導舒同、廖榮標、李念林等人的題詞。１９５４年，山東省人民政府將汪洋烈士墓遷至濟南英雄山烈士陵園。毛澤東主席解放初期到濟南視察工作時，到英雄山看了汪洋烈士的碑記，并詢問汪洋親屬后代的生活情況，對工作人員講道：“英雄碧血凝史冊，山東萬代頌汪洋。”
（溫懷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