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裕先，又名文翰，別名佐農，１９０８年６月出生于上海南匯縣周浦鎮一個貧困職工家庭。汪裕先的父親汪伯康，是大團鎮火油公司的小職員，收入微薄，在汪裕先８歲時就因病故世了。家里一貧如洗，多病的母親日夜操勞，為衣莊縫衣服，掙錢養活三個兒女。

１９２１年，汪裕先才１３歲，就孤身一人來到上海一家小錢莊當學徒。學徒生活的艱苦和辛酸，在他幼小的心靈里埋下了對剝削制度無比仇恨的種子。

１９２５年，汪裕先進入上海華商電氣公司燈務科，當抄表收費員。但是，國家的危機，社會的黑暗，民族的苦難，每時每刻都在刺痛著這位熱血青年的心。正當他在苦苦思索和尋找改變中國命運的出路的時候，與他同宿舍的中共地下黨員顏夢屏、宋鳳翔，發現了這位向往革命的青年。他們經常啟發教育他，還向他推薦馬列著作和進步書刊。汪裕先的階級覺悟迅速提高。１９２６年初，由顏夢屏等介紹，剛滿１８歲的汪裕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５月，華商電氣公司中共黨支部成立，汪裕先擔任了黨支部領導工作。

１９２７年２月底，上海正處于革命高潮來臨的前夜。上海工人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裝起義雖然均告失敗，但北伐軍的節節勝利，依然極大地鼓舞了上海的工人階級，他們的斗爭熱潮一浪高過一浪，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條件已經成熟。

汪裕先奮不顧身地帶領工人，上街貼標語、撒傳單、發表演說、示威游行，與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一天，汪裕先特意選擇在南市新橋街鬧市地段向群眾演講，宣傳北伐軍勝利的消息。幾個警察沖過來，扭住汪裕先的手臂，想把他抓走。汪裕先毫無懼色，厲聲責問：“你們還兇什么！北伐軍已經打到郊區，你們好好想想自己的下場吧！”四周的群眾也跟著怒吼起來。那幾個警察耷拉下腦袋，啞口無言，灰溜溜地走了。

華商電氣公司工人的頑強斗爭，引起反動當局的恐慌和仇視，一張罪惡的羅網正悄悄地張開。當華商電氣公司的六位工人積極分子在求新造船廠進行宣傳鼓動時，反動軍警得到密報，氣勢洶洶地沖進工廠，逮捕了來不及撤走的施阿榮、蔡建勛，還兇殘地砍下他們的頭顱，懸掛在南市機廠街兩側的電線桿上。野蠻的獸行，瘋狂的鎮壓，激起華商電氣公司工人的無比憤慨，胸中的熊熊怒火噴涌而出。在汪裕先的帶領下，公司全體職工開展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罷工三天，并在南市的街道上貼滿了“打倒孫傳芳”、“打倒李寶章”、“為死難烈士報仇”、“工人團結萬歲”的標語。這一血的教訓，也教育了汪裕先等公司地下黨的領導人：工人階級要在斗爭中取得勝利，必須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

在南市區黨組織的領導下，為迎接第三次武裝起義，汪裕先和公司黨組織的其他同志一起，在華商電氣公司秘密地建立起工人糾察隊，人數迅速發展到２００多人，成為南市區工人武裝中最強的一支隊伍。汪裕先同時被任命為南市區工人糾察隊隊長，參加了黨中央軍委主辦的武裝起義軍事訓練班（設在當時的法租界康梯路３８１號）的學習。

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１日，中共中央特委作出了中午１２時舉行８０萬人的總同盟罷工，下午１時開始轉為武裝起義的決定。中午，華商電氣公司變得死一般沉寂，工人關上機器，熄掉爐火，紛紛涌出廠門。不久，南市大東門的大富貴酒樓里，擠滿了戴紅袖章的工人糾察隊員。汪裕先招呼各路負責人過來，再一次研究了攻擊地點、聯絡信號和注意事項。當時鐘指向下午１點時，遠處小南門救火會鐘樓上響起“當、當、當……”１３下宏亮的鐘聲。這是戰斗的號角，這是起義的命令！汪裕先騰地站起身來，向隊員們大喊一聲：“跟我來！”工人們高舉大旗，緊握斧頭、木棍、鐵鍬，像潮水一樣涌向松滬警察廳。汪裕先舉著手槍沖進門去，大喝道：“不許動，繳槍不殺！”那些平時橫行霸道的警察，只能乖乖地從床底下，從桌子底下，從角角落落可以躲藏的地方爬出來，束手就擒。接著，他們的隊伍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乘勝攻占了水仙宮警察局和電話局。最后，他們的糾察隊與法電、鐵路等工人武裝會師，武裝起義人員達到了１０００多人。汪裕先帶領這支聲勢浩大的隊伍，圍攻了江南造船所和商昌廟兵工廠。他們一邊開槍，一邊喊話，口號聲、助威聲更是震天動地。反動軍警如喪家之犬，軍心渙散，根本不想抵抗，慌不擇路地跳入黃浦江上的小船逃命，不少人掉進江中淹死。當時守衛兵工廠的直魯軍海防衛隊的一個軍官，企圖負隅頑抗，被工人糾察隊當場擊斃，一連士兵都顫抖地舉起雙手繳械投降。南市區的戰斗在下午４時全部結束，勝利的紅旗飄揚在大街小巷上。華商電氣公司工人糾察隊在戰斗中，共繳獲機槍二挺、步槍３００余支，使工人的武裝力量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起義勝利后，汪裕先更是日以繼夜地投入革命活動。他領導華電全體職工恢復生產，維持社會治安，并參與工人糾察隊南市總部公審處決反革命分子。３月２３日中午，在南車站前廣場，召開有六萬人參加的市民大會，汪裕先當選為南市區市民代表會議執委會委員。３月２５日上午，工人糾察隊南市總部在華商電氣公司對面廣場舉行群眾大會，由汪裕先主持，審判了殺害華商電氣公司工人施阿榮、蔡建勛的兇手，并當場執行槍決。

可是，正當上海工人歡欣鼓舞，斗志昂揚地去迎接更大勝利的時候，蔣介石叛變革命，向敲鑼打鼓歡迎北伐軍進城的人民群眾舉起了鎮壓的屠刀。４月１２日凌晨，白崇禧派出第二十路軍周鳳岐部的兩個步兵連和一個機槍連，在南車站到半淞園沿途架起輕重機槍，將華商電氣公司團團包圍，威逼工人糾察隊繳械投降。情況萬分危急，汪裕先把留廠值班的１００多位工人糾察隊員召集到一起，說明情況后，堅定地說：“我們決不能放下武器，我們要用生命和鮮血保衛革命的勝利成果！”接著，他作了緊急布置，在三樓窗口和屋頂架起機槍，對敵人的進攻給予堅決還擊。戰斗進行得異常激烈。據當時《申報》報道，槍聲震天，密集不斷，“致使華商電氣公司房屋外墻及玻璃窗均被槍彈擊壞”，“兩面墻壁上方彈孔密如蜂窩，附近電車線亦完全倒下，垂地如網”。戰斗延續到第二天清晨６時，工人糾察隊終因寡不敵眾，遂被敵軍沖開大門，向糾察隊駐防的大樓撲來。工人糾察隊邊打邊撤，一直退到后面的職工宿舍樓。在工人群眾的大力接應下，大部分糾察隊員分散在人群中離開了工廠，但仍有３０多名糾察隊員被捕，輕重機槍、步槍等３００余支均被繳去。

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申城，工會和群眾團體都被取締，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積極分子慘遭屠殺。汪裕先也成為國民黨反動當局的主要通緝對象。在腥風血雨之中，面臨嚴峻的生死考驗，汪裕先沒有嚇倒，沒有屈服，他的革命信念和意志更加堅定。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將大批黨員轉移到郊縣工作。八一南昌起義后，汪裕先按照黨的指示，回到家鄉周浦鎮，組織中共南匯縣周浦區委，任區委書記。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汪裕先被安排擔任中共南匯縣委委員兼周浦區委書記，公開身份為周浦中華火柴廠工會書記。１９２８年底，汪裕先調任中共川沙縣委書記，以東門小學教師的身份作掩護。１９２９年秋，中共淞浦特委成立，汪裕先被任命為特委委員。他和杭果人、陳云等并肩戰斗。在農村的三年時間中，他不畏艱險，不怕困難，堅持斗爭。他團結和鼓勵地下黨組織的其他領導同志，堅定革命的信心，明確斗爭的方法和策略。他加強對各支部的聯絡和指導，及時向他們傳達黨的文件和批示，組織他們開展革命活動和斗爭。他開辦夜校，自任老師，并自編自導，組織工人排練節目，用文藝形式揭露社會的黑暗，對工人、農民進行階級教育，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發展黨的組織。在炎熱的夏天，他還經常到農家串門，傳播革命真理，組織當地農民開展抗租反霸斗爭。他發動與組織群眾寫傳單印小報，四處張貼散發，宣傳革命思想。

１９３０年４月，汪裕先遵照黨的批示，赴太湖地區組織農民武裝。不幸在赴蘇州途中，由于叛徒告密，被特務跟蹤逮捕，關押在上海漕河涇監獄，后又作為政治要犯，移至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在長達四年多的囚禁生活中，汪裕先受盡嚴刑拷打和非人折磨，卻始終鐵骨錚錚，堅貞不屈。不管環境的艱難險惡，他從來沒有停止和敵人的斗爭；熊熊的鐵窗烈火，把他錘煉得更加堅強無畏。在監獄中，他秘密地建立黨支部，并和南京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在他們的領導和支持下，多次發動難友開展絕食斗爭，迫使敵人不得不滿足他們的各種要求和權利。他在給家里的信中，很少提出需要生活用品，而總是列出一批書名，讓妻子給他寄去。只要有時間，他就捧起書本，認真閱讀和學習。他還與難友周大根一起總結斗爭的經驗，合寫論文《當今社會勞動人民生活的反映》。１９３４年３月，他在獄中托人秘密帶信給上海地下黨組織，因叛徒出賣，被改判死刑。汪裕先對死并不感到可怕，他對難友說：“對于我們這些已經走進革命圈子里的人，坐牢殺頭又算得了什么！”同年，他寫信告慰母親說：“為革命坐牢，甚至流血犧牲的不是兒子一個人，切勿為兒事擔憂。”誰知，這竟是他最后的一封遺書。同年５月１４日凌晨，汪裕先被押出牢房時，他緊緊握著難友們的手，一一向他們告別，鼓勵他們堅定信心，堅持斗爭，把革命進行到底。在雨花臺刑場上，汪裕先與五位同志一起，面對敵人的槍口，大義凜然，昂首挺立，不斷高呼口號：“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英勇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