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棟，１９１０年８月３日出生于陜西省丹鳳縣商鎮顯神廟村。父親王克明是一個讀過書的農民，以農為本，間或經營生意。１０歲始，王柏棟就讀于舅父家所在地龍駒寨百頃灣私塾，因為資質聰穎，深得塾師喜愛。除課堂上所學的知識外，他還愛讀課外書籍，就連小說《水滸傳》等，也成了他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他常向同學們講：“李逵、林沖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
１９２７年春，國民軍聯軍孫連仲部途經龍駒寨，王柏棟毅然投筆從戎，隨軍出師河南。后目睹了該部的反共行徑，又憤然離開，重新入學就讀。１９２９年夏，王柏棟畢業于商洛鎮西的兩嶺小學。畢業后，父親執意把他送到河南荊紫關其岳父處當學徒、做生意。父命難逆，王柏棟雖然進了生意鋪，卻十分厭惡遞煙端水、算賬賣貨的經商生活，勉強當了四個月學徒，便瞞著岳父，來到楊虎城屬下的楊子恒部當兵。因他勤奮苦練，又有文化，受到補充第四旅旅長楊子恒的賞識，留在身邊當勤務兵。不久，適逢楊虎城將軍在南陽辦教導隊，楊子恒便保送王柏棟去南陽參加學習。
由于教導隊的骨干多為共產黨員，王柏棟的心情十分舒暢，政治覺悟大為提高。１９３０年６月，在南陽教導隊第二中隊，經閻維良、王允端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這年春節王柏棟返鄉探親，對當兵一事向父親做了耐心的解釋。父親說：“自古當兵沒好人，你為啥不學生意去吃軍糧？”王柏棟答：“兵有孬有好，梁山上的好漢也是當兵，你說是孬是好？”父親說：“要說梁山上的兵，當然是好的。”王柏棟答：“我當的這兵，比梁山的兵好得多。”父親說：“這么講，你這次當兵當對了。”王克明老先生打消了疑慮，對兒子表示了由衷的支持。
１９３０年，國民黨軍閥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混戰中原，楊虎城第十七路軍奉命討伐馮玉祥，由南陽開赴洛陽，繼而進駐西安。這年１０月，經十七路軍中地下黨組織介紹，王柏棟與中共陜西省委軍委士兵工作委員會接上了黨的關系。根據組織安排，在教導隊學習結束后，王柏棟仍回楊子恒旅。這時，該旅已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八軍第十七師第四十九旅，王柏棟先后任見習警衛排長、連長。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侵我國土。“收復失地，還我河山”，古城西安抗日怒潮風起云涌。地下黨組織利用各種形式積極宣傳抗日救國，號召廣大人民群眾驅逐日本侵略者。王柏棟通過在陜西第一師范學校學習的學友米信公，將《告西安各界人士書》、蘇聯《真理報》（中譯版）等抗日救國傳單秘密地散發到學生中，進一步激發了廣大愛國師生的斗爭積極性。陜西第一師范學校、省立一中、省立二中，以及市高中等校廣大師生，先后掀起了“驅逐師范學校校長侯培蒼”、“反對蔣介石在西安設建陪都”等學潮。
１９３２年２月，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正式成立，王柏棟任警衛隊政委。１９３３年，調任紅二十六軍渭北游擊隊指揮部第一大隊第二分隊隊長。一大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第四團后，王柏棟先后任連政治指導員、連長、團參謀長、團政委。不久，奉命到陜北蘇區，在中國工農紅軍陜甘邊臨時總指揮部參謀處工作；１１月，任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三團一連政治指導員。１９３４年春，任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直屬機炮連連長。
１９３４年秋，王柏棟回陜南漢中、商洛一帶調查地方情況。在家鄉，他利用一切機會做群眾工作，給其學友米信公、劉煥堯等送《社會發展史》等革命書籍，宣傳馬列主義的真理；給其二弟王柏楨贈《政治常識讀本》；給商洛鎮民團頭目、他的故舊張虎森講團結抗日的道理；勸說在地方民團當班長的三弟王柏梁多學軍事技能，待將來時機成熟時拉部隊參加革命。在此期間，他一心一意地完成黨交付的革命工作，白天，走親串鄰，東村進，西村出；夜間，總是雞叫后才和衣而睡。妻子埋怨，他勸釋；父母不解，他道歉。１０月２９日，他用墨筆在其家房檐墻上寫了“為了人類未來的光榮，終要度此血的慘辜生涯”等誓言，表示了革命者為了全人類的解放，不怕困難，視死如歸的決心。
就在王柏棟回鄉了解情況期間，紅二十五軍長征轉戰到陜南商洛，大部隊西進后，留下了一支３０多人的小分隊，在隊長程啟文領導下，活動于洛南與商縣交界的孫家山（今屬丹鳳縣）一帶，而國民黨軍隊亦正準備對此三路“圍剿”。得知這一情況后，王柏棟一方面對商洛鎮民團團總張虎森曉以大義，要他幫助紅軍小分隊，一方面又冒雪奔上３０余里外的孫家山，和程啟文取得了聯系，促成雙方達成互不侵犯協議。后來，當敵軍“圍剿”孫家山時，由于張虎森事前送了情報，小分隊立即轉移到外線作戰，避免了損失。
１９３５年３月底，王柏棟離開家鄉赴陜北。９月，在“左”傾錯誤的肅反中被關押。１０月，中共中央到達陜北，下令糾正肅反錯誤，釋放被關押人員。王柏棟被釋放后，到紅一方面軍工作，后任總政治部地方科科長。１９３６年６月，又調任紅十五軍團總政治部地方科工作，后任敵工部科長。西安事變后，王柏棟隨紅十五軍團南下商縣（今商州市）。因他是本地人，情況熟悉，仍搞地方工作。
１９３７年２月初，紅十五軍團北上甘肅慶陽整訓，準備抗日。王柏棟因身體狀況不佳，奉命留陜西省委做地方工作（對外稱中國工農紅軍駐云陽鎮的前敵總指揮部民運部干部）。８月底，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后，開赴抗日前線，遂在云陽鎮建立了八路軍一一五師留守處，王柏棟任地方科科長。
盧溝橋事變后，中共中央發出號召全國人民一致抗日的通電，抗日烽火遍燃祖國大地。此時，王柏棟正患病在床，但他絲毫未考慮自己的身體，一再向組織要求赴斗爭第一線殺敵。根據工作需要，中共陜西省委派時為省委地方科科長的王柏棟為中共商洛工委書記。于是，他立即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返回故鄉，開展抗日救亡運動。１２月下旬，即參加了省委在涇陽云陽鎮召開的傳達中央政治局關于洛川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
雖然早在１９２７年中國共產黨就曾于商縣、龍駒寨建立過兩個特別支部，１９３２年紅四方面軍和紅三軍過境商洛，１９３４年紅二十五軍入陜建立以商洛為中心區域的鄂豫陜蘇區，但是，自紅軍撤離后，這里的斗爭又變得復雜險峻起來，地主階級勾結國民黨地方政權，瘋狂地向蘇區人民舉起了屠刀。原來建立的黨組織被迫停止了活動，一些黨員也因之和黨組織失掉了關系。面對這種情況，王柏棟依據群眾受紅軍影響易發動的特點，以兩嶺小學為據點，向師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從中發現與培養積極分子。接著，又把活動范圍擴大到龍駒寨、商縣的一些學校及商洛鎮一帶的農村和聯保組織內。經過一段時間發動工作，先后建立起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敵促進會、國難研究會和婦女救國會等抗日群眾組織。在此基礎上，積極慎重地發展了王連成、劉丹東、彭一民、米信公、周文斌、王士哲、鞏德芳、薛興軍等一批共產黨員，建立了商洛鎮、兩嶺村、商縣中學三個黨支部和龍駒寨黨小組。到１９３８年６月底，中共商洛工委發展黨員３０余名。并有計劃地把王連成、劉丹東等共產黨員和部分“民先隊”隊員派往中共中央黨校、抗日軍政大學、安吳堡青訓班及省委黨員訓練班學習，為商洛山區以后的艱苦斗爭培養了大批骨干力量。
在積極建立各種抗日群眾團體和發展黨組織的同時，王柏棟面對現實，把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生動地運用于商洛山區的實際，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和黨員們廣泛結識具有進步傾向的知識分子王佑卿、劉清源、劉筱齋，和地方民團頭目及一些有影響的人士如王建三、劉松林等交往，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抗日政策。在龍駒寨一帶工作有了進展后，他又及時地把工作范圍擴大到豫鄂陜邊界地區及商洛西部山區。先是派其弟王柏梁和謝華等去商南大嶺觀，和在這里活動的共產黨員魏志毅聯系，商籌建立豫鄂陜抗日游擊縱隊事宜，雖因敵人破壞未果，但擴大了黨的影響。后又派謝華等回到楊家斜山區進行活動，組織抗日力量。
１９３８年４月中旬，商縣第六、七區保安中隊長馮麟生為擴充勢力，煽動龍駒寨的國民黨駐軍收了商洛鎮聯保處的１００余支槍，而商洛鎮聯保處正是王柏棟工作的重要基地。于是，他組織商洛鎮周圍１０００多人，向當地駐軍暫編騎兵第一師師長馬彪請愿，用大量的事實據理說服馬彪師長，悉數歸還了槍支，大長了抗日民眾的志氣，滅了頑固派的威風。這樣，他在當地名氣頓時大增，極受民眾的擁護，被選為商洛鎮聯保處的聯隊附。接著，他便把共產黨員彭一民、張銀治等三人派進常備隊里任班長。
正在這時，商洛山區出現了漢奸組織“復興倒蔣保皇黨”（俗稱黑煞道），企圖利用陰歷月初古會全面暴亂。王柏棟覺察到這一陰謀，即與當地駐軍聯系剿滅。在駐軍的支持下，龍駒寨的道首陳會明所領的數百暴徒剛一起事，就遭到了滅頂之災。道首何根慶、薛長有在夜村起事，剛殺羊祭旗，亦被王柏棟聯系的地方武裝剿滅。事后，王柏棟組織商洛鎮周圍數千民眾，赴龍駒寨慰問駐軍。在慰問大會上，他發表了鼓舞人心的抗日演說。
王柏棟在商洛山區點燃的抗日烈火愈燒愈旺，國民黨陜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溫良儒如坐針氈，曾幾次找王柏棟進行“談話”。王柏棟義正嚴詞地據理予以駁斥，駁得溫良儒只有招架之功，無有還口之力。特別是溫良儒第三次把王柏棟“請”到龍駒寨其下榻之處，兩個人帶著各自的觀點，唇槍舌劍，從傍晚一直辯論到深夜。說到龍駒寨請愿要槍的事，溫良儒說：“你宣傳抗日很好，不該弄得民眾都上街示威。”王柏棟說：“國難當頭，要抗日必先有武器。商洛鎮的武器被馮麟生收了，民眾們赤手空拳，怎么去抗日！”溫良儒又發難道：“你搞抗日，我不反對，可你回來為啥不向我打招呼？”王柏棟當即嚴正申明：“我一回來就向當地保甲組織說過了，至于他們是不是稟告你，那不干我的事。”溫良儒被激怒了，便使出無賴手段：“你要抗日到別處去，我這里不容你胡鬧。”而王柏棟則用蔣介石的話堵他：“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南北東西，都有守土抗日之責。這是誰說的，專員一定知曉。拿這話衡量，你不覺得你的話說錯了嗎？”接著，他又說：“若專員不許我宣傳抗日，就給我出個證明。”過后，王柏棟舌戰溫良儒的故事，在商洛山里不脛而走，盡人皆知。
１９３８年６月，中央陜西省委派趙希愚赴商洛視察工作。經過調查了解，證明王柏棟回商洛開展工作七個月，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同時也指出他的缺點：在慰問騎兵第一師的會上，發表激昂慷慨的演說，搞得太暴露了。考慮到今后的工作和他本人的安全，組織決定他立即返回省委。熱情似水的王柏棟，經過冷靜的考慮之后，誠懇地接受省委的批評，表示服從組織安排。同時，他立即指示各地黨的支部和群眾組織，注意在學校、地方軍隊、保甲、農村做深入細致的思想發動工作，積極積蓄力量，慎重發展黨員，堅決防止搞得太暴露。
安排好了工作，王柏棟打算很快返回省委。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就在這時，國民黨頑固派分子已準備向他下毒手。溫良儒指示馮麟生買通土匪頭子曹建勛，伺機暗殺王柏棟。７月２５日黎明，曹建勛率匪眾到顯神廟村，向王柏棟連擊數槍。黨的好兒子、民族的精英、商洛地區革命事業的播火者王柏棟就這樣犧牲了，英年２８歲。
８月１日，中共陜西省委在云陽鎮舉行了追悼王柏棟大會，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汪鋒代表省委致悼詞：“王同志的犧牲，不僅是共產黨的一個損失，而且是民族解放運動中不可補救的損失！”第二年，中共陜西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張德生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十八周年寫的《紀念“七一”與陜西共產黨》一文中，頌揚了王柏棟，把他和劉志丹、謝子長、魏野疇、李子洲等著名烈士并提，說：“這種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為黨為革命犧牲一切的偉大精神，真不愧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華民族的英雄，頂天立地的好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