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曦，字蔓伯（也作蔓白），化名勞俠、家瑞，１９０１年８月１７日出生于湖南省益陽縣桃江鎮（今屬桃江縣）。幼年就讀于益陽縣立龍洲高等小學堂。１９１７年８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從此，開始接受到新思想影響，很快成長起來。
五四運動爆發后，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夏曦積極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他參加第一師范學生組織的救國十人團，進行維持國貨、抵制日貨的宣傳活動。７月７日長沙各界舉行焚毀日貨游行示威大會，他是主要組織者之一。在張敬堯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勾結，迫害群眾，解散湖南省學聯后，毛澤東和新民學會聯合各界，發動了驅逐張敬堯的群眾運動，不久重建湖南學聯，并組成驅張代表團赴省內各地和北京、上海、武漢等處進行宣傳和請愿。夏曦是代表團成員之一，與柳直荀等一道被委派留在長沙組織通訊團，主持省內外通訊聯系，編印“驅張通訊”，揭露張敬堯的罪惡，報道各地請愿團驅張運動的情況，促進了省內外驅張運動的開展。在通訊團工作期間，他又以《湘潮》雜志等宣傳驅張斗爭的意義。同時，夏曦等人還利用直皖兩系軍閥間的矛盾以促進驅張運動。因此，張敬堯視他為“過激黨”分子，下令通緝。在五四運動的浪潮中，在驅張運動的實際斗爭中，夏曦受到了鍛煉，成為運動中的骨干分子，并在１９１９年下半年加入了新民學會。
夏曦在遭軍警通緝后，一度回到益陽老家。１９２０年６月，張敬堯自長沙潰逃以后，夏曦回到一師復學。９月，湖南俄羅斯研究會成立，他是該會的重要成員之一。１０月，毛澤東等在長沙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夏曦又是早期團員之一。１９２１年秋，毛澤東從滬回湘建黨，中共湖南支部于１０月１０日正式成立，夏曦和郭亮同時加入。
１９２２年１月，夏曦作為湖南代表之一，隨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參加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同年春，回湘后，夏曦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５月５日，在馬克思誕辰１０４周年紀念大會上，他根據平日所學和在莫斯科的見聞，發表了《共產主義和俄國》的演說。秋冬之交，他和蕭述凡等在第一師范組織了崇新學會。在毛澤東創辦的自修大學，他是主講人之一，多次作了較系統的關于馬克思學說的講演。
為了推動家鄉革命活動，夏曦于１９２２年暑假回到家鄉，在禁牌小學成立了有２０多人參加的新民共進社，以教育培養和團結農村知識分子。他們中的許多人后來都成為黨的骨干。
夏曦從１９２２年冬至１９２３年擔任湖南省學生聯合會干事部主任，積極推進學生運動。他在任職期間，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繼續出版并主編了省學聯機關刊物《湖南學生聯合會周刊》。在學聯的方針和計劃中，他明確提出，學聯的“重大政治任務，是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改造中國的政治”。因此，學生團體的活動漸趨重于社會方面，如新文化運動、平民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等。從此，學生聯合會也就添了一個重大的責任，就是改造社會，以“造成真正民主主義的政治，進而建筑平等的社會，創造真正光明世界”。他還提出促進學生自治與工會農會等聯合舉辦社會教育，組織學術研究會和學生俱樂部，加強宣傳活動，要求增加教育經費，推動學校革新運動等。這些方針和計劃公布以后，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湖南《大公報》、團中央機關報《先驅》載文評論說：“一向以革命精神豐足著稱的湖南學生，現在已做了全國青年學生的先驅了。”
１９２３年３月，夏曦代表湖南學聯參加了全國學生總會在上海召開的全國學生大會。他所提出的《中國學生聯合會進行方針草案》，在《全國學生大會特刊》第五期上發表，《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等予以轉載，大會采納了這個提議的基本內容。同時，夏曦針對重要的時事問題發表評論，如請孫中山北伐、裁兵、工潮等等。他還代表學生總會參加上海國民對日外交會的工作，并及時把那里的情況介紹到湖南，從而促進了湖南外交后援會的建立和工作展開。
夏曦返湘后，在學聯代表、職員聯席會議上，報告學生總會開會情況。他代表干事們提出并討論了民權運動、外交問題、追悼京漢工人問題等項議案。
１９２３年６月１日，日輪水兵毆辱湖南外交后援會調查員，又槍殺長沙市民，釀成了六一慘案。夏曦等組織外交后援會，立即發動全城罷市罷工罷課，抬尸向趙恒惕政府抗議請愿，并舉行六萬余人的大游行。反動派在驚恐之余，宣布了戒嚴令，禁止學聯等團體集會，并解散外交后援會。夏曦和郭亮、夏明翰等不畏強暴，始終站在斗爭的最前列。
夏曦是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骨干分子和領導人之一，為團的建設和青年運動做出了貢獻。他在給團中央的報告信中，詳細報告了湖南團的組織、教育、宣傳等方面的工作。當時，各省省城團組織多以青年學生為主體，而湖南卻以產業工人為主體，并且“組織頗為嚴整，在全國當推此處為首屈一指”。１９２３年８月，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夏曦當選為第二屆團中央執委、駐湘特派員。在他建議下，１２月１４日建立了團的湖南區執行委員會。不久，他擔任省團委書記。他強調團的活動要與各界的政治運動相結合，特別提出“擬組織民權運動大同盟，以為公開的活動”。
夏曦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湖南國共合作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之一。１９２３年３月，當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時，夏曦正在上海出席全國學生大會。通過林伯渠的關系，他加入了中國國民黨。返長沙后，４月７日，他被國民黨總務部派任湖南籌備處負責人。９月，毛澤東回湘，兩人商討了籌建湖南國民黨的步驟。
１９２４年１月，夏曦和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他擔任中共湖南區委員會委員。１９２５年春夏之交，中國國民黨召開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夏曦和何叔衡、李維漢等分別被選為執、監委員。１９２６年初，在中國國民黨二大上，夏曦和毛澤東等被選為候補中央執委。７月，北伐軍攻克長沙，夏曦在國民黨省黨部中擔任中共黨團（即黨組，時稱“民校黨團”）書記。月余，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召開全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他和唐生智、何叔衡等分別被選為第二屆執、監委員。
在此期間，夏曦積極參加主持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擴大統一戰線和支援北伐。１９２６年春，唐生智部退守衡陽。夏曦和郭亮、何叔衡等到衡陽，組成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特別委員會，任務是迎接北伐，促進唐部向革命方面轉化。不久，唐生智宣布參加國民革命，并就任第八軍軍長兼北伐軍中路前敵總指揮。
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１９２６年１１月，蔣介石將司令部留駐南昌，大肆拼組反革命聯合戰線，湖南的反動勢力也有計劃地向革命勢力進攻。中共湖南的黨組織和國民黨左派聯合起來，開始向反革命勢力回擊。夏曦始終站在斗爭的前列。１９２７年３月，他多次撰文抨擊反革命勢力，發動國民黨省黨部清除了劉岳峙（“保產黨”頭目、省黨部執委兼農民部長）等八人出黨，封閉了“左社”在省城盤踞的基地，并在全省追查“左社”組織。他在漢口參加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歸來后，指出：這次會議雖然通過了限制蔣介石獨裁的決議，但蔣介石在南昌已經“另成一個政治中心”，并預見“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斗爭是不會停止的”。但他堅信：“一切的反動的陰謀活動，都會要粉碎于革命派團結奮斗之下。”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蔣介石在上海公然背叛國民革命。李維漢、夏曦、郭亮等人立即發動群眾，于４月１４日組織湖南農工商學各界６００多個團體，舉行了１０萬余人的反蔣示威和第二次鏟除反革命分子大會，明確提出“打倒蔣介石”、“鏟除壓迫農民運動的軍閥勢力”。夏曦在示威大會上作題為《肅清反動派與團結革命勢力》的演說。同時，又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宣傳部的名義公布《蔣介石最近反革命行為的通告》，指出蔣介石四一二政變的“倒行逆施較之張作霖、張宗昌為尤甚”，號召各縣“舉行打倒蔣介石示威大運動”。４月１８日，夏曦等組織湖南人民反帝國主義大同盟舉行反蔣大會，郭亮、夏曦等１３人被推為執行委員。在省農協通令之后，湖南出現了討蔣和挽救北伐戰爭的群眾運動。
四一二政變后一周，夏曦出席國民黨中央執委會４月１９日于漢口召開的第一次擴大會議，首先代表湖南省黨部向會議報告了湖南情況，提出要有“解決土地問題”的各項辦法，并認為“湖南的（土地）問題，即是全國的問題”。
１９２７年４月，夏曦參加了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夏曦返湘后，國民黨省黨部于５月８日召開各縣市特區黨部聯席會議，決定鎮壓反革命，以進一步組織工農反擊反革命勢力。夏曦根據中共中央的主張，在聯席會議上作了《關于擁護第二次北伐的報告》：這次“北伐之目的，是進兵河南，攻取北京，撲滅張作霖。再進兵南京，解決蔣介石”，“消滅帝國主義的最后工具”。
中共五大以后，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李維漢調中央工作（時尚未離湘），夏曦繼任省委書記。鑒于形勢逆轉，湖南省委擬出了反擊湖南反動派的計劃，分別通知各縣。而湖南的反動派，在四一二政變后與蔣介石相互勾結，在省內進攻革命組織，殘殺農民。武漢國民政府中的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及其爪牙，也正密謀在湖南進行反革命政變。當形勢急轉直下時，夏曦和省委其他同志一起，在５月中旬采取對付反革命的緊急措施，擬出“一個反攻的計劃”，也就是“長沙附近數縣進攻長沙”。為應付危急形勢，省委決定成立臨時省委（秘密省委），由林蔚、王則鳴、薛世綸等組成，而幾名身份公開的負責人則離開長沙，轉移到外地指揮工作。根據上述計劃，夏曦在通知謝覺哉轉移后，他自己于５月２１日上午離開長沙。是日午夜，發生馬日事變。
馬日事變后，黨組織和革命群眾在艱苦的環境下進行反擊。夏曦到達寧鄉、益陽，指令省農民自衛軍總隊長武文元反攻長沙。失敗后，他又令武文元占寧鄉、撲益陽，均未成功。郭亮亦在平江、瀏陽、醴陵一帶活動。長沙附近各縣農民軍反攻長沙，反革命政權驚呼：共產黨“首領，多逃湘潭，嘯聚寧鄉、醴陵”，“希圖大舉”。但是，由于當時形勢和中央決定，這次武裝反攻斗爭沒有廣泛發動起來，最終失敗。接著，夏曦在益陽桃江鎮隱蔽，不久和郭亮、柳直荀等分別輾轉到了武漢，隨中共中央繼續進行革命活動。
不久，夏曦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當部隊撤離之際，夏曦化裝前往上海。
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八七會議上，臨時中央政治局要求將實行武裝暴動等會議精神迅速傳達到全黨。夏曦被任命為特派員赴杭州，在黨團活動分子會議上，號召青年到農村，進行土地革命，開展武裝斗爭。會議中有些人主張在杭州立即舉行同盟罷工，夏曦等認為準備不夠，力量不足，主張暫緩進行，但在會上還是通過了總罷工的決定。１１月初罷工失敗后，省委改組，夏曦擔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接著，他又在幾處大工廠發動罷工，又遭重大損失。他于１１月１０日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報告工作，省委再次改組，他仍任書記，省委機關遷往寧波。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４日，省委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央出席并報告全國政治狀況。改組省委后，夏曦仍繼任書記。
１９２８年６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夏曦前往參加。會后，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這期間，他“開始還和王明等作過斗爭的，但后來王明一伙攻擊他，把他壓服了”。
夏曦于１９３０年回國，被派任江蘇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和省委書記（為時短暫）。次年１月，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他被增補為候補中央委員。３月，夏曦被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的中共中央派到洪湖蘇區，成立了以他為書記的湘鄂西中央分局。隨后又成立了湘鄂西臨時省委，他和賀龍、萬濤、關向應等都是主要領導成員。
夏曦在湘鄂西蘇區工作的前段，對反“圍剿”、建設工農政權和游擊隊、發展經濟文化事業，作了很多工作。但是，隨著王明“左”傾錯誤的發展，他推行“左”傾錯誤亦表現得愈來愈明顯。起初，湘鄂西省委擴大會議曾對夏曦作過批評，但夏曦仍堅持自己的錯誤觀點，并認為“右傾機會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他在貫徹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同時，還在蘇區內大力開展“左”傾肅反運動，犯下肅反擴大化的嚴重錯誤。
王明等統治的中央于１９３１年９月和１９３２年１月，向蘇區和湘鄂西中央分局發出指示，其中將實際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視為“反革命的陰謀破壞活動”，特別指出要“有系統的有計劃的去進行肅反工作”。指示介紹了“中央區、鄂豫皖、閩西等蘇區（肅反）經驗”，并說“你們蘇區同樣隱（藏）著許多國民黨改組派、第三黨、ＡＢ團、白極會、硬化會等之類反革命的組織”，要“迅速消滅這些組織”。夏曦等積極貫徹，在湘鄂西黨的第四次代表會上，將“開展群眾性的肅反工作”列為一項重要任務。１９３２年５月，湘鄂西中央分局開展了第一次內部肅反運動，以“改組派”、“第三黨”等問題錯捕錯殺了一批干部。隨后，肅反擴大化擴展到紅軍干部。
在肅反擴大化已經相當嚴重的情況下，１９３２年８月５日，中央又發來指示信，指責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沒有能夠在斗爭中加緊肅反工作的進行”，甚至對于“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敷衍了事”，“使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與一些機會主義者能夠一方面敷衍上級黨部的指示，而另一方面對于這些指示的執行怠工，以致執行完全相反的路線”，信中還將敵軍的包圍和“內部的肅反”相提并論。由此，夏曦和中央分局所領導的肅反擴大化更加嚴重，把一些不同意見的爭論，看作敵我矛盾；把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表示異議和對夏曦有意見的同志，視為“反國際”、“反中央”、“反中央分局”。肅反擴大化以“改組派”、“第三黨”等嫌疑或者逼供材料為據，株連到黨內、軍內領導層中。湘鄂西蘇區１９３２年５月以來的四次肅反運動中，錯捕錯殺了很多好人，其中包括一些重要領導干部，如段德昌等，給根據地的革命事業造成巨大損失。曾經發展到兩萬多人的紅軍，到與紅六軍團會合之前，只剩下４０００人，湘鄂蘇區所轄區域不斷縮小。這種重大錯誤，夏曦負有主要責任。
在嚴酷的環境中，紅二軍團不得不進行縮編，并被迫由洪湖向湘鄂川黔邊轉移。夏曦帶領紅七師和警衛團，經過江陵及鄂北游擊活動，進至五峰、長陽、巴東地區。以后，紅三軍輾轉到達黔東。
在轉移過程中，紅軍第七師和第九師于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在鶴峰會合。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４日，在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上，根據賀龍的建議，討論了準備以酉（陽）、秀（山）、（黔）江、彭（水）為中心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問題。５月９日，紅三軍占領彭水。夏曦認為彭水背山面水，易處絕境，遂決定西渡烏江，向黔東進軍。沿途發表了《中國工農紅軍的任務和紀律》的布告，內容有“不拉夫、不扣船”，“不拿工人、農民一針一錢”，“不進人家內房”，“不亂殺人”等等。
在黔東一帶，人民為“滅兵、滅捐、滅稅”，自發成立了“神兵”組織，受到反動派的殘酷鎮壓。湘鄂西中央分局對“神兵”采取正確政策。１９３４年６月，由夏曦等署名發布了正式文告，表達了紅軍對“神兵”的敬意和與其聯合的愿望。經過工作，各地“神兵”紛紛要求參加紅軍。
６月１９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楓香溪（原屬沿河縣，現屬德江縣）召開會議，初步總結了肅反擴大化的慘痛教訓，并開始糾正這種錯誤，決定提拔一批干部，恢復紅軍中的黨團組織系統和政治機關，各縣也建立了游擊隊根據地。這次會議是紅三軍挽救危急局面的轉折點，也是夏曦認識和糾正肅反擴大化錯誤的開始。
７月２１日至２２日，湘鄂川黔革命軍事委員會在沿河縣鉛廠壩召開黔東特區第一次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夏曦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代表名義首先向大會致詞，論述了中國革命的形勢，告訴邊區群眾，相信皇帝、菩薩、神仙都沒有用處，工農群眾“要靠自己解救自己”，“只有繼續這一反地主豪紳、反軍閥的斗爭，才有出路”。他提出黔東特區“要立即進行的三件大事”：一是“實行土地革命”；二是“組織雇農工會、貧農團和蘇維埃代表會議，堅決同地主富農作斗爭”；三是“工農群眾武裝起來，組織三萬人的自衛隊，一萬人的游擊隊，三千人參加紅軍”。會議討論通過沒收土地和分配土地、農村工人保護、工農武裝問題、肅反問題、苗族問題、優待紅軍及其家屬等六項決議，并決定成立黔東特區革命委員會，夏曦、賀龍、關向應等８０人為委員。由此，紅三軍所處的斗爭形勢好轉。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４日，紅六軍團主力與紅三軍在貴州印江縣勝利會師。紅二、六軍團指戰員歡欣鼓舞，夏曦更興奮地說：“這是我參加黨以來的第二次大勝利。”
１１月上旬，任弼時、賀龍、王震、關向應、蕭克等在永順召開會議，對夏曦的錯誤進行批評，他承認犯了嚴重的錯誤。但由于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和緊張的戰爭環境，有些批評未盡恰當（如批評他“犯了路線錯誤”，但又說他“不執行（六屆）四中全會決議”等）。在組織上，夏曦的領導職務被撤銷。對此，夏曦既承認錯誤，又有若干意見。當時部隊正在轉移中，對夏曦的批評處理倉促結束。遵義會議后，中央對夏曦的錯誤進行了較為客觀的處理，指出：夏曦有錯誤，但不容夸大，要從教育出發而不應處罰，要讓夏曦繼續留在領導崗位并允許他在實際工作中糾正其錯誤。于是，夏曦又被任命為湘鄂川黔省委委員、軍分會委員和革命委員會副主席，繼續在湘鄂川黔邊區工作。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紅二、六軍團正待出發長征時，中央發來關于統一戰線和抗日救國的指示。為此，夏曦在隨部南渡澧水后，起草了抗日反蔣的六言韻文布告，以紅六軍團政治部名義發布。到新化縣時，夏曦等人又提出了“凡屬愿意打日本的我們都歡迎”的號召，七天之內就有１０００人參加紅軍。夏曦不僅注意對工農，而且注意對知識分子、婦女工作。在貴州畢節縣，他注意團結周素園等開明紳士。周素園（原名培藝），辛亥革命前在貴陽創辦《黔報》，加入同盟會，貴州光復時任軍政府要職；后在北洋政府參眾兩院任秘書和黔軍總指揮部秘書長。紅軍到達畢節后，在周家發現有許多馬列主義的書籍，不少書中還有圈圈點點。王震和夏曦得知后，馬上去見周素園。周素園說：“我研究馬克思主義１０年了，我覺得馬克思講得好，我相信馬克思主義。你們共產黨、紅軍是講馬克思主義的，所以我用不著走。”他贊成抗日反蔣。王震、夏曦等便請周素園出來擔任貴州抗日救國軍司令員。周素園后跟隨長征部隊到了延安。
長征途中，夏曦力求在實際行動中改正錯誤。當時戰斗頻繁，傷員很多，他在和同志們談話中，提到湘鄂西蘇區肅反擴大化問題時，沉痛地說：“我一想起來就感到內疚，這是我還不了的賬啊！”我們“一定解決好傷員問題。受傷的同志都是有功之人，不能再讓我有負于傷員啊！”
紅二、六軍團在畢節時，因遭遇敵人進攻，原擬創建川滇黔新蘇區的計劃難以實現，于１９３６年２月開始撤出。撤離前，夏曦派政治部李部長前去貴州抗日救國軍第一支隊席大明部聯系，動員該部隨同長征。李部長走后不見回返，夏曦頗為憂慮。次日拂曉，部隊撤出畢節。夏曦根據軍團部決定，帶一個警衛連在七星關附近接應李部長。不久，李部長回到七星關報告說：“席大明不愿意離開家鄉，請夏主任到部隊去作動員。”夏曦同意去作動員工作，但在去席大明部的路上涉水渡河，在河心被卷入漩渦。戰士們在下游發現了夏曦和警衛員的遺體。夏曦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時年３５歲。
次日凌晨，在云南、貴州交界處的軍團部里，王震、蕭克等和戰士們一起，為夏曦舉行追悼會。王震在悲痛中講話，追述了夏曦的革命歷程。他的遺體安葬在附近山坡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畢節人民在七星關河畔為夏曦修建了紀念碑。１９８６年，在他犧牲５０周年時，遺骨遷葬于畢節烈士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