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昆弟,1894年3月18日生于湖南省益陽縣板溪(今屬桃江縣)一戶農民家庭。幼年屢遭不幸,父母雙亡,由祖母和叔父撫養成人。他從小熱愛讀書,7歲入私塾,13歲入益陽高小,畢業后回鄉務農。1913年,他得到叔父資助,到長沙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繼續求學。
張昆弟在省立一師讀書時,非??炭?,總是爭分奪秒,十分自覺自勵。他同毛澤東一樣,鉆研中國歷史、文學,喜愛摘錄作筆記,寫作心得體會,積累知識和資料,以便日后厚積薄發,有所作為。他對如何讀書、如何做人有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從不人云亦云,盲目追風。他不贊成有的人崇拜西洋,排斥中華文化;也不贊成有的人食古不化,鉆進故紙堆中不問世事、不讀新書。他主張新書要多讀,舊書亦必研究。從他的讀書筆記中可見,既抄錄摘要《莊子》哲言,也詳研王船山《讀通鑒論》,更喜愛記錄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同時,他隨讀隨記寫眉批、注解,表達個人對世界、對人生、對歷史、對現實的認識和理解。
張昆弟尊師重友。當時在省立一師執教的楊昌濟先生,是他最敬重的老師之一。他經常向楊昌濟先生請教治學和處世之道,1917年8月至9月的日記中就有如下的記述:
“8月13日:晚餐后至板倉楊寓。先生謂讀書之要,在反復細讀,抄其大要,不在求速求多。”
“9月10日:晚餐后至板倉楊寓。楊師為吾輩講《達化齋讀書錄》,后又談及美人之做事務實。”
張昆弟在同好友毛澤東、蔡和森、羅學瓚等的交往中,特別重視學習他們研究學問,砥礪品行,以及濟世匡時的抱負和意志,并在日記中多所記述。
1917年9月12日,張昆弟寫道:“每讀友人日記,令人慚愧交集。何人之日異而月不同,道德、學問蒸蒸有生氣向上之勢。而吾則不見其進,若或有退焉。振汝筋骨,奮汝雄心,沖決汝一切魔障,向前追進,大呼無畏,大呼猛進,為汝作先鋒隊焉。”
9月23日,張昆弟又寫道:“昨日下午與毛君潤芝游泳,游泳后至岳麓山蔡和森君居,時近黃昏,遂宿于此,夜談頗久。毛君潤芝云:‘現在國民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新思想?!嗌跞黄溲?。中國人沉郁囿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安得有托爾斯泰其人者,沖破一切現象之羅網,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可比擬?!?/p>
由于張昆弟學習勤勉,尊師重友,又注意道德修養,深受老師和同學愛戴。有次學校舉行人物互選時,在全校11個班400多名學生的投票中,毛澤東得票最多,居第一名,張昆弟得第四名。
共同的理想和抱負,把張昆弟和毛澤東等緊緊聯系在一起。經過充分的醞釀和討論,在毛澤東、蔡和森的倡導下,1918年4月組織了一個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的新民學會。張昆弟是這個學會的重要活動骨干之一。
張昆弟從省立一師畢業后,沒有回家,而是隨同毛澤東、蔡和森搬進了湖南大學籌備處,用蠶豆拌米飯,自己打柴挑水,一面自修,一面遍訪岳麓山下的小鎮、村莊,試圖尋找一處適合的地方,建立他們理想中的那種人人平等、互相友愛的“新村”生活。當他們很快發現這種理想根本不可能實現而需尋找別的道路時,正好接到已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楊昌濟先生來函,告知北京正在組織赴法勤工儉學之事。毛澤東立即著手在湖南開展組織學生赴法勤工儉學,張昆弟也積極參加了這一活動,致力于向國外發展,探索救國救民道路。
1918年8月19日,張昆弟隨毛澤東、羅學瓚等新民學會會友20余人來到北京。經楊昌濟先生協助,他們被介紹入保定育德中學留法預備班補習法語一年。1919年10月31日,他和李維漢、李富春等162名學員,乘坐“寶勒笳”號法輪由上海赴法,于12月7日抵達法國馬賽。
當時的法國正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經濟蕭條,失業嚴重。已來法的學生大都找不到工作,又無錢進學校,處境十分艱苦。但這些困難并沒有使初到法國的張昆弟后退,他花了很大氣力,先在法國北部的香拜尼找到一家工廠做工。他為了使勤工儉學學生都能工讀,曾多次與李維漢、羅學瓚等新民學會會員聯系,共同發起在留法學生中組織“工學勵進會”,目的是“聯絡一班人共同做事,互相勉勵,工學交互,及為將來別種建劃之預備,以及免除孤獨生涯之煩苦、環境誘惑之墮落及懶惰之預防”。工學勵進會成立時,張昆弟是干事會的負責人之一。
張昆弟在勤工儉學期間,讀了法譯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書籍,作了一些社會調查,較廣泛地接觸了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從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有一個較深刻的認識。在他寫的一篇題為《法國北海岸之華工》的文章中(見1920年上?!稌r事新報》),明確提出“只有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工人階級才能得到解放”的思想。他說:“工人想要得到健康的衣食住,在現在這種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想別的法子,無論工資增加到什么地步,都是不行的,非全世界工人全體有徹底的覺悟,把這種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推翻不可。”這種觸及資本主義制度本質的見解,是他致力于探索革命真理的一個重大成就。
工學勵進會后來改名為工學世界社,在法國蒙達尼召開第一次年會。討論和修改工學世界社的宗旨時,張昆弟旗幟鮮明地贊同蔡和森的意見。
張昆弟在法國還參與勤工儉學學生進行的三次重要斗爭:1921年2月28日,為爭取“吃飯權、工作權、求學權”,向中國駐法使館進行請愿的斗爭;同年7月,為反對北洋軍閥政府同法國秘密進行賣國“借款”的斗爭;同年9月,為反對里昂中法大學校長吳稚暉不招收勤工儉學學生的斗爭。在這些斗爭中,張昆弟表現了大無畏的革命斗爭精神,站在斗爭的前列。特別在爭回里大的斗爭中,他與蔡和森、陳毅、趙世炎、李立三等同學主持召開了勤工儉學學生代表大會,提出了“開放里大”的斗爭口號,并率領進占里昂中法大學“先發隊”沖進學校,占領校舍。當北京政府駐法公使陳箓勾結法國當局派軍警將他和蔡和森、陳毅等100余人拘捕后,他隔著鐵窗用法語向前來采訪的新聞記者說明事實真相,并同學友一起開展絕食斗爭,發表《絕食宣言》,譴責法國政府的罪惡行徑。在經過28天的獄中斗爭后,法國政府以“從事布爾什維克活動”和“擾亂治安”等罪名,于10月18日深夜將張昆弟和蔡和森等100余人強行遣送回國,結束了他近兩年的留法勤工儉學生活。
1921年12月30日,張昆弟經香港回到上海。剛到上海,他就給叔父張翰實寫了如下一封信,抒寫了自己對人生對社會的理解和信念:
“侄海外奔走,大志未成,南望洞庭,惟有灑淚而已。侄本擬酬報家庭,以副諸叔送讀之殷,但處此惡濁社會,倘不嚴加整刷,則人民永無幸福,吾決斷從事改造社會之大業,社會解決,家庭亦隨之解決也!”
從這封信里可以看到張昆弟回到祖國的目標是非常明確的,這就是要積極投身到國內更大規模的革命斗爭中。1922年春,他在北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在石家莊、鄭州、天津等地開始從事工人運動的發動和領導工作,是北方黨的工運領導骨干成員之一。
張昆弟按照李大釗的指示,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京分部特派員(公開身份是正太鐵路總工會特派員)的名義,從北京來到石家莊開展工人運動。他與法國人建的石家莊總機廠工人孫云鵬取得聯系后,共同在工人中間做認真細致的發動工作,團結了一批初步覺悟的工人骨干,通過他們相互串連,秘密組織起總機廠所屬各廠的工人小組,于1922年9月3日正式成立正太鐵路總機廠工人同義俱樂部,后改名正太鐵路工業研究會傳習所。在成立大會上,張昆弟代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京分部贈送了“勞動萬歲”的錦旗,極大地鼓舞了廣大工人的斗爭熱情。1922年底,他們領導鐵路工人舉行年關罷工,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當時的鐵路總工會黨團書記羅章龍后來回憶說:“這次罷工雖有挫折,但還是勝利了,其中張昆弟是有功勞的。”
張昆弟在領導工人運動中經受了鍛煉和考驗,同時也展示了他對黨的事業的忠誠肯干和過人的才干。1923年張昆弟發動正太鐵路和石家莊的工人積極參加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的斗爭,顯示了北方工人階級特別能戰斗的優秀特征。
二七大罷工雖然遭到北洋軍閥的殘暴鎮壓,但是工人階級的斗爭卻仍然蓬勃發展。李大釗著手改組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1924年秋建立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任命張昆弟為工農部部長,專事領導恢復北方數省的工人運動。隨著工人運動的復興,張昆弟來到河南鄭州開展工人斗爭。由于得到駐豫國民軍第二軍司令胡景翼的合作,工作進展比較順利,很快恢復了京漢、隴海、道清鐵路總工會,同時還建立了焦作等煤礦、豫豐等紗廠、開封兵工廠的工會組織,使中原大地的工人運動再次振興。至1925年夏,工會會員發展到3萬多人,各地工人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形成波瀾壯闊的大革命熱潮。1925年8月,張昆弟在領導豫豐紗廠工人斗爭中,面對廠方調動廠警和流氓打手襲擊工會、打死打傷70多人的嚴重形勢,采取有力的反擊措施,聲討和懲罰反動勢力的罪行。他四處奔走呼號,爭取全國聲援,并與全國鐵路總工會負責人王荷波等一道,發動京漢、隴海鐵路總工會工人參加罷工,并對豫豐紗廠實行棉、煤、紗、布“四不運”。廣大工人的聯合行動終于迫使廠方接受罷工提出的全部條件,發給被害工人每人撫恤費3000元,全部賠償工會的損失,使罷工斗爭取得勝利。這時,河南省總工會正式成立,張昆弟當選委員長。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張昆弟轉移到天津。9月間,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他是委員之一。1928年5月,他擔任中共順直省委工委書記。1928年6月18日至7月21日,他出席了中共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候補委員?;貒螅鹾刹ā⑸倨娴阮I導順直省委的工作,他還是全國鐵路總工會三人常務委員之一和黨團書記。在白色恐怖的惡劣環境中,他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同反動派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
1931年5月,張昆弟受中共中央的派遣,以特派員身份前往湘鄂西蘇區從事工人工作。他來到湘鄂西后,在恢復和建立各級工會組織的基礎上,于7月20日主持召開了湘鄂西省第二次工人代表大會,成立了湘鄂西省總工會,他任總工會黨團書記。在他的領導下,湘鄂西蘇區的工人運動有了進展:一是恢復了工會組織。如監利、沔陽、潛江等縣都建立了工會組織,宜昌、沙市、武漢、岳州等地也建立工會秘密組織,使黨的工會工作向白區擴散。二是幫助蘇區政府恢復和發展生產,防災救災,將沒收來的地主糧食、財物和大商人的木材、食鹽、布匹,分配給災民渡荒。三是動員工人參加紅軍,支援反“圍剿”斗爭。他在1931年12月13日主持召開的省總工會會議上,作出了《擁護和擴大紅軍給養的決定》,發動各級工會先后選派了2300多名工人參加紅三軍。此外,他還領導工人組織了赤衛隊、擔架隊、慰勞隊,在粉碎敵人的“圍剿”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正值蘇區軍民艱苦進行反“圍剿”的時候,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2年1月22日召開了第四次黨代表會議,全面貫徹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統治的黨中央《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這一決策。到會代表在討論分局政治報告時,對分局書記夏曦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張昆弟同萬濤、潘家洵等主要干部也就紅軍北上、江南失守和紅軍向襄北發展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批評意見,得到與會代表的贊同。誰知黨中央支持“左”傾的做法,壓制大多數人的正確意見,使大會接受了黨中央的“左”傾冒險政策,并貫徹到各項決議之中。例如,在大會通過的《關于職工運動的決議》中就規定:“現時工會工作最中心的問題是領導災民向外斗爭”,“發動白區工人罷工,游擊戰爭,引導到一直為建立蘇維埃政權而斗爭”;“省總黨團必須以最大的努力,建立武漢、宜昌、沙市、岳州、長沙、平漢路、武長路……的職工運動?!睆埨サ艿葘@些“左”傾冒險政策表示不滿和反對。湘鄂西中央分局的負責人從宗派主義的立場出發,在同年5月開展的第一次“肅反”運動中,把第四次黨代會上的內部爭論說成是“反革命派別的陰謀活動”,指責“省總以張昆弟為家長,沒有張昆弟幾乎連工作都要停滯”;還說“工會中的機會主義、官僚主義、家長制命令主義以及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充滿了反對中央的正確路線”,完全混淆了“肅反”斗爭和黨內斗爭的界限。凡革命隊伍內一切對“左”傾領導不滿的同志,都被視為各處反對革命的分子,加以逮捕、迫害。而張昆弟這位多年獻身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英勇戰士,只是因為反對個別人的錯誤領導和存在意見分歧,就被誣為“羅章龍右派的首領”,橫遭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1932年秋,張昆弟被秘密殺害于湖北洪湖瞿家灣,時年38歲。
1984年,洪湖縣城重修了張昆弟烈士紀念碑和紀念館,讓先烈的光輝思想和英雄業績永遠傳揚,為后代學習和敬仰。湖南人民也為張昆弟烈士樹碑立傳,他的斗爭精神成為鼓舞家鄉人民跟共產黨走、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巨大力量。
(夏遠生、唐義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