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恒，１９０５年生于江西省寧都縣東韶永樂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童年時代過著衣不蔽體、食不裹腹的苦難生活。當時，他家僅有祖父遺留下來的幾間冬不遮風、夏不擋雨的土房和幾件簡單的農具，沒有半寸土地，全家主要靠租種幾畝地主的耕地糊口，生活十分凄苦。遇上旱澇災年，只得靠借高利貸度日。他７歲開始放牛、砍柴，１０歲便被迫給地主打短工補貼家用。１２歲那年，父親為使家中將來有個能支撐門面的文化人，借債供他去讀“夜學”。一年多后，父親大病一場，無錢醫治而溘然長逝。曾德恒失去了繼續求學的條件，承擔起家庭生活的重負。從此，他與年長自己３歲的哥哥曾以恒一道，苦心耕作租來的土地。農閑時，兄弟倆還外出捕魚打獵。苦難煉就了曾德恒剛強的性格、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漸漸成長為永樂村有名的硬漢子。
１９２７年初，中共寧都小組領導和掀起了工農運動。在革命運動影響下，曾德恒思想覺悟提高很快。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員賴金聲、彭澎等相繼來到東韶地區，秘密開展革命活動，給一向沉寂的東韶山村帶來新的希望。在他們的啟發和幫助下，曾德恒很快地接受了革命道理，開始投身到革命行列。１９２８年６月１日，他積極參加了賴金聲、賴汝林等共產黨員領導的永村、橫江農民武裝暴動。這次暴動攻占了國民黨清秦鄉政府和東韶糧食辦事處，焚燒了國民黨鄉政府的公文，沒收了糧食辦事處的糧食，并當即分給貧苦百姓，還扣押了國民黨寧都縣政府派出的催糧員楊云泉。暴動有力地打擊了當地封建反動勢力，鼓舞了群眾的革命熱情。
從這次成功的暴動中，曾德恒看到了共產黨人的力量和勞苦群眾發動起來后的威力，革命信心更加堅定。同年冬，經賴金聲介紹，曾德恒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１９２９年春，毛澤東、朱德等率領紅四軍轉戰贛南、閩西，兩次途經寧都，攻克寧都縣城。在紅四軍的指導和幫助下，４月底５月初，中共寧都臨時縣委、寧都縣工農兵革命委員會、寧都縣赤衛大隊相繼成立和組建起來，有力地推動了寧都土地革命斗爭的進程。５月１６日，毛澤東、朱德等率紅四軍離開寧都前往瑞金后，國民黨軍隊進占寧都縣城，寧都黨、政、武裝組織轉入東韶地區。
永樂是一個遠離城鎮、落后閉塞的小山村，封建意識相當濃厚，要發動農民起來參加革命自然會遇到種種阻力。曾德恒想方設法把自己掌握的革命道理與本村貧富懸殊、土地為少數地主所霸占等不公平現實結合起來，用淺顯的語言告訴鄉鄰們。一兩個月后，永樂村４０多位農民開始覺悟起來，組建了永樂農民協會，曾德恒任農協主席。接著，他積極率領農協會員開展打土豪、分浮財的斗爭。當時，永樂村的大部分耕地和山林都被曾烈章、曾祖珍兩戶大地主霸占，他們仗勢欺壓百姓，無惡不作，農民對他們恨之入骨。這年７月底，曾德恒率農民協會圍攻兩戶大地主，沒收了他們３００多擔谷子分給百姓，收繳他們７００多塊銀洋作農協活動費用。這一革命行動，沉重打擊了地主的反動氣勢，使當地百姓嘗到了革命的甜頭，革命熱情和積極性從此日益高漲。曾德恒本人也獲得了本村群眾的依賴和支持，鄉里人稱贊他是“永樂貧苦百姓的領路人”。
在充分發動農民的基礎上，曾德恒積極在進步群眾中發展黨員。他首先介紹了積極參加革命活動的哥哥曾以恒入黨，接著又相繼介紹了李德秀、曾谷同、曾定吉等農協骨干入黨。到１０月，永樂村建立了黨小組，曾德恒任組長。從此，永樂村很快成為東韶地區革命活動最為活躍的山村。
１９３０年１月２３日，紅四軍在東韶召開前敵委員會代表會議。會議決定紅四軍分兵發動群眾（史稱東韶分兵）。在寧都的紅四軍第四縱隊，經過２０多天的緊張工作，幫助寧都建立、健全了各級黨、政、地方武裝和群眾組織。２月上旬，東韶建立了鄉蘇維埃政府，曾德恒被推選為鄉蘇維埃主席。他不負眾望，成功地組織東韶鄉革命群眾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分配土地運動。同時，用半年時間，將原來只有十幾個成員、５支槍的東韶鄉赤衛隊，發展成為一支１００多人、３０條槍的赤衛隊。
這年冬天，蔣介石發動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反革命“圍剿”。為粉碎敵人的“圍剿”，曾德恒率領赤衛隊深入群眾，開展戰前動員，幫助紅軍籌集物資，發動群眾組成擔架隊、運輸隊、向導隊、偵察隊、慰勞隊等各種組織。特別是在東韶戰斗中，曾德恒帶領革命群眾和赤衛隊，挖地窖埋藏糧食、衣物，實行“堅壁清野”，使進犯東韶的敵譚道源“圍剿”部隊陷入困境。此外，他還率領東韶赤衛隊襲擊進犯敵人。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結束后，１９３１年１月５日，曾德恒出席了在寧都小布舉行的祝捷大會。
１９３１年３月，根據蘇區中央局指示，中共贛西南特委和寧都縣委在東韶召開會議，提出向北發展開辟宜黃蘇區的計劃。４月，宜黃縣革命委員會在寧都吳村恢復成立。同時，從寧都北部各區鄉抽調了一批工作能力強的干部充實其領導力量。曾德恒這時被調任宜黃縣革命委員會軍事科科長。５月，宜黃獨立營組建，曾德恒兼任營長。他率領宜黃縣地方武裝深入宜黃南部山村，開展革命活動，為宜黃蘇區的開辟起了開路先鋒的作用。
在第二次反“圍剿”作戰期間，曾德恒率領宜黃縣獨立營和游擊隊圍攻、消滅宜黃地方反動武裝“守望隊”，配合紅軍主力攻打進占宜黃縣城的國民黨孫連仲部隊。隨后，在紅軍幫助下，他負責組建了有１３０多人、９０多支槍的宜黃縣游擊大隊，并帶領這支部隊，積極支援和配合紅軍第三次反“圍剿”。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宜黃縣南部蘇區得到鞏固和發展。１９３１年１０月，中共宜黃縣委正式成立。１１月，宜黃縣蘇維埃政府建立，曾德恒被推選為縣蘇軍事部部長。期間，他嚴于治軍，公正無私，贏得了宜黃蘇區廣大群眾稱贊和擁護。
這年冬天，曾德恒收到一封群眾來信，信中告發了他的哥哥、在獨立營任連長的曾以恒在塘仁打土豪時私自拿了一件羊裘。他當晚把哥哥找來，問明真相。曾以恒承認說，當時因無衣御寒，臨時拿來穿在身上，準備過幾天再交公，請曾德恒看在兄弟情份上，原諒他這一回。但曾德恒始終沒有答應。他知道哥哥的行為是違犯紀律的，將在群眾中產生不好的影響。盡管哥哥從小與自己相依為命，后來又與自己一道，沖破種種阻力毅然投身革命，不辭艱辛轉戰異地，為革命事業立下了不少的功勞。然而，自己是一名黨的干部，應帶頭維護黨的紀律。他說服哥哥，于第二天上午，召集了一次群眾大會，會上嚴厲批評了曾以恒所犯的錯誤，宣布收回那件羊裘，給予曾以恒撤銷連長職務的處分。
１９３２年２月，宜黃縣獨立營、游擊大隊合編成宜黃縣獨立團。按照上級指示，曾德恒又負責重新組建和擴大了宜黃縣獨立營、模范赤衛軍、游擊隊、保衛隊等地方武裝組織。他率領新組織的地方武裝，多次擊潰前來宜黃蘇區騷擾的寧都、南豐靖衛團，在戰斗中鍛煉了這支隊伍。
同年５月，中共中央發出擴大紅軍的號召。曾德恒組織成立了擴紅宣傳隊，深入各區鄉進行鼓動宣傳。１９３２年下半年，宜黃蘇區有２６００多名少先隊員和青壯年加入了紅軍，超額完成了上級分配的擴紅任務。其中，東陂區在擴紅中因超額完成任務而受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表彰。
宜黃縣是第四次反“圍剿”的主戰場。為做好反“圍剿”的戰前物資準備，解決主力紅軍戰時物資供應，曾德恒與宜黃縣黨政領導一道，開展了籌糧籌款、慰勞紅軍運動。１９３２年７月上旬，宜黃蘇區發行戰爭公債１．９萬元。是年冬，全縣籌集糧食２０００多擔，并全部運送到指定地點。反“圍剿”期間，曾德恒還動員和組織群眾為紅軍送豬、送雞、送蛋、送油，發動婦女不分晝夜為紅軍趕織草鞋、麻鞋、布鞋。神崗鄉婦女一次編草鞋６７０雙，送給了前線紅軍。
為了幫助紅軍獲得國民黨軍事情報，曾德恒多次選派得力干部以小販、走親訪友的身份進入白區探聽敵情。同時，為嚴防敵人混入蘇區，加強蘇區赤色戒嚴，組織少先隊員在每鄉每村的路口設立步哨，盤查來往行人。對蘇區內的地主、反動嫌疑分子進行管制。紅軍總司令朱德曾贊揚：宜黃的“群眾站在我們這一方面，東陂、黃陂均為宜黃縣蘇維埃政府及獨立團所占領，封鎖住了消息，決戰區域內均無反動勢力為難紅軍”。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宜黃獨立團編入江西軍區獨立第四師。曾德恒迅速把犁溪、東陂、神崗、黃陂等區新成立的游擊隊組建成宜黃新獨立團，親任團長。他加緊新獨立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軍事訓練，使其很快成為一支具有相當戰斗力的武裝力量。第四次反“圍剿”戰爭打響后，曾德恒率領宜黃新獨立團與紅軍主力并肩作戰，共同殲敵。１９３３年２月，曾德恒率領新獨立團奉命牽制、引誘、麻痹國民黨軍隊第五十二、二十九師，為紅軍主力殲滅這兩師敵人創造了有利戰機。在３月的東陂戰役中，曾德恒率領新獨立團充分發揮其熟悉地形、人少輕便的優點，積極引誘和襲擊敵人，配合紅軍主力取得了東陂大捷。
１９３３年春末，曾德恒調任中共樂安中心縣委軍事部部長。他知道這是黨組織對他的信任和重用，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責任比以前重大。他切實加強宜黃、樂安、崇仁３縣地方武裝的建設，日夜操勞，盡職盡力。
１９３４年春，曾德恒出任宜樂獨立團團長，指揮宜樂新獨立團轉戰于宜、樂、崇山區，與進犯之敵展開了持久的頑強拼搏，始終戰斗在最前線。
１９３４年９月，面對日益惡化的反“圍剿”形勢，留在家鄉東韶的母親和妻子，托人給曾德恒捎去一封信，要他一定抽空回家見一面。曾德恒離開母親和妻子已經兩年了，本應回去看看他們，然而前方離不開他，他拿起筆給母親回信：“我一顆心永遠不變，永遠跟共產黨干革命。我現在不能回來，因這里前線非常需要我。如果沒有革命的大家庭，也決不會有我們幸福的小家庭。”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紅軍主力實行戰略大轉移。同年１１月，宜黃、樂安、崇仁３縣蘇區大部失陷。國民黨反動派實行“恩威并重，剿撫兼用”的反革命策略，對蘇區在政治上搞種種欺騙宣傳，瓦解紅軍和革命群眾，在軍事上大搞“圍剿”和屠殺。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的曾德恒和紅軍游擊隊，幾乎喪失了一切正常的生活條件，處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之中。為了便于領導，江西軍區第二分區留下的部隊與３縣地方武裝在樂安金竹山進行混合整編，組成一個抗日先遣營。１２月上旬，先遣營在樂安金竹山遭敵重重包圍，曾德恒與李福槐等人機智勇敢地指揮先遣營突圍，大部分部隊于次日集結于安珠，進行休整。
此時，抗日先遣營內的一些意志薄弱者開始動搖，認為紅軍主力遠去，游擊隊難以有發展前途，有的甚至主張解散先遣營。曾德恒與其他領導分頭深入部隊，開展耐心細致的教育說服工作。隨后，先遣營改編為獨立團，下設３個營，曾德恒擔任獨立團第二營營長。
１９３５年２月，曾德恒率領的第二營在樂安與新干交界的上大村遭到敵軍包圍。在掩護部隊突圍時，曾德恒左手腕和右大腿兩處中彈，被送回寧都東韶親戚家中養傷。由于叛徒告密，曾德恒不幸被寧都地方反動武裝逮捕，并送往寧都縣城國民黨看守所。在敵監獄中，曾德恒被釘上２０多斤重的腳鐐手銬，連連受到審訊。
起初，敵人企圖以金錢、權勢為誘餌，勸曾德恒說出紅軍游擊隊的情況，但曾德恒決斷地回答：“我只做一朝人，不做二朝人，別幻想從我口中得到什么！”隨后，敵人不顧曾德恒傷勢嚴重，對他采用踩杠、毒打、灌辣椒水等毒刑，企圖逼迫曾德恒就范。然而，曾德恒依然毫不屈服。
４月１０日，國民黨寧都駐軍按照上級密令，將曾德恒押到縣城西北的黃土崗上槍決。看到沿路敵軍戒備森嚴，曾德恒感覺到最后的時刻到了，他昂然走向刑場，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慷慨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