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鐸，原名張錫周，曾用名張錫國，１９１５年３月出生于山東省榮成縣（今榮成市）埠柳鎮漢章泊村一戶貧苦農家。母親早年去世，父親張明棟租種地主幾畝薄地，并在農閑時干點瓦匠活，以維持全家生活。張鐸六七歲時就上山挖野菜、拾草、揀糞，１３歲時給地主放牛。他非常羨慕那些能夠上學讀書的小伙伴。這年春季的一天，正在村頭放牛的張鐸被學校里那朗朗的讀書聲所吸引，便把牛拴在村頭的小樹林里，悄悄地跑到教室窗外聽先生講課。過了幾天，學校李茂齋先生發現后，把他叫進教室問明了情況，并對他測試了一下。出乎意料的是，張鐸竟能寫出許多字，背誦出幾篇課文。李先生甚是喜歡。在大連經商的叔父回家探親，得知這件事，心里很高興，認為這孩子有志氣，就主動提出資助侄子上學。這樣，１４歲的張鐸跨進了小學校門。

１９３１年，張鐸考入榮成鳳鳴高級小學。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為配合全國各地學生抗日反蔣的愛國行動，張鐸所在的學校師生在校長的帶領下，到榮成縣城示威游行，宣傳抗日救亡，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張鐸貼標語，喊口號，樣樣事情跑在前頭，成為斗爭的骨干分子。

１９３２年５月，在學校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１３周年大會上，張鐸以學生代表的身份登臺發表演說，憤怒聲討日寇侵華的暴行，抨擊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策。他鼓勵大家說：“山河破碎，國難當頭，中國的父老兄弟在流血。為了拯救中華，雪國恥，平民憤，我們一定要發揚‘五四’愛國精神，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斗爭到底！”

這時期，張鐸開始把個人前途同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經常與志同道合的劉德賢（劉其人）等同學一起閱讀進步書籍，評論時政，探求人生的意義和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對同學們說：“我們要實現自己的報國大志，僅靠個人奮斗是不行的，必須找到革命的領路人共產黨，才有出路。”

１９３２年下半年，張鐸因家庭經濟拮據而輟學，到東廟院村小學教學。翌年初，當他得知文登鄉師有共產黨的組織時，便決然辭去教員職務，同劉德賢等一起考入了這所學校。該校校長于云亭是中共黨員。張鐸入校后，在于校長和中共黨員劉家語（谷牧）等人的幫助下，潛心研讀《社會科學概論》《資本論解說》《政治經濟學》等書籍，并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武器，剖析現實社會，寫下了揭露社會黑暗的洋洋萬言的《長途旅行記》。有一次，他在游覽槎山的清涼頂時，即興賦詩一首：

巉峻嶙峋色灰朦，來游佳興填滿胸。

崢嶸巔峰樂忘返，碧海扁舟蘇島橫。

漁村苦痛沉暮氣，往昔樂趣何處去。

世魔侵噬苦相擾，調和社會幾時到。

詩的字里行間，洋溢著他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投身“調和社會”的雄心壯志。

張鐸還和同學們利用節假日，下鄉廣交農友，體察民情，傾聽群眾的聲音，同時散發進步書刊，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宣傳。經過黨的培養教育和實踐鍛煉，張鐸在政治上日漸成熟。１９３３年秋，經于云亭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由一個有愛國主義思想的熱血青年，成長為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９日（農歷十一月初四日），中共膠東特委發動了“一一四”武裝暴動。暴動隊伍分東（經文登、榮成）西（經海陽、牟平）兩路行動，連續進攻地方反動政府和地主武裝，開倉濟貧，宣傳黨的主張。文登鄉黨支部發動黨員大造革命輿論，聲援這次武裝暴動。在這場斗爭中，張鐸一馬當先，在校內口頭宣傳，到校外張貼標語，甚至把大標語貼到國民黨文登縣政府大門上，使縣長劉崇武一伙驚恐萬狀。

“一一四”暴動失敗后，膠東大地籠罩在一片腥風血雨之中。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學校黨支部安排已經暴露身份的張鐸、于瑞榮等到威海鄉下暫避。１９３６年春，不甘寂寞的張鐸又考入青州師范。半年后，由于國民黨文登縣政府上告青州反動當局，他被迫輟學，返回原籍。

張鐸回鄉不久，即與中共榮成城廂支部負責人曹漫之取得了聯系，并再度回到東廟院村小學任教，以教學為掩護，秘密開展黨的工作。當時，威海境內已有不少黨支部和許多黨員，但缺乏統一的組織領導。張鐸在征得曹漫之等同意后，即離開東廟院，到威海的王官莊小學任教。到校后，他先后聯絡了徐啟明、夏戎、苗雨村等黨員，并和他們分頭進行建立黨的領導機構的籌備工作。經過一段緊張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們于１９３７年４月在王官莊成立了中共威海特別支部（隸屬中共榮成支部），張鐸任書記，徐啟明為副書記。

特支成立后，張鐸日夜奔波，到各地恢復整頓黨的組織，很快使威海地區的革命斗爭形勢出現蓬勃發展的好勢頭。同時，他還在王官莊、松徐家、北港西、夏莊等村開辦了農民夜校，組織青年學文化、培養農民積極分子，為后來黨組織的發展壯大打下了良好基礎。

１９３７年盧溝橋事變后，張鐸帶領王官莊一帶的小學師生，在北港舉行過多次反日示威游行。他還從同學家里借來一臺收音機，每晚收聽抗戰消息，編成宣傳材料，連夜刻印出《救亡小報》，次日清晨分發到各村。張鐸把全部心血傾注在抗日的事業上，不分晝夜地忘我工作。他離家不到１０里路，卻常常幾個月不回家。繁重的工作使他日漸憔悴，眼眶下陷，眼里布滿血絲，但他很少顧及自己。他被褥單薄，粗布衣衫，生活十分儉樸，可是為了黨的事業，卻把自己微薄收入的大部分拿出做黨的活動經費。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４日，中共膠東特委在文（登）、榮（成）、威（海）邊區成功地發動了天福山起義，誕生了“山東人民抗日救國第三軍”（簡稱“三軍”），揭開了膠東人民武裝抗日的序幕。１９３８年１月，張鐸遵照黨組織的指示，帶領十幾名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加入“三軍”。張鐸到部隊后，任連政治指導員。１９３８年３月，張鐸等受膠東軍政委員會的派遣，到榮成擴軍。他們風餐露宿，歷盡艱辛，足跡遍布全縣。張鐸每到一地，親自召集群眾，向他們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并深入農戶，訪貧問苦，發動青壯年參加八路軍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在他們的宣傳鼓動下，青年參軍的積極性空前高漲，榮成這次為“三軍”輸送了近百名優秀兒女。

４月下旬，張鐸隨“三軍”西進蓬（萊）、黃（縣）、掖（縣）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敵后游擊戰。９月１８日，“三軍”奉命改編為八路軍山東抗日游擊第五支隊（后改為山東縱隊第五支隊）。是年冬，以不倦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組織宣傳才能而聞名的張鐸，被任命為五支隊政治部組織科科長。

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８日，第五支隊奉命改編為山東縱隊第五旅，吳克華任旅長，高錦純任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趙一萍任參謀長，張鐸任政治部副主任。改編后的五旅下轄第十三、十四、十五團和特務營、騎兵營及偵察連、通信連等單位，全旅人數已發展到約７０００人。

這時，侵華日軍對國民黨軍采取了政治誘降為主的策略，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進攻，轉而以主要兵力進攻八路軍和敵后抗日根據地。國民黨政府則采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１９４１年１月制造皖南事變，敵后抗戰形勢日趨嚴峻。在山東戰場上，日軍占據了廣大城鎮和交通線，在加緊向抗日根據地瘋狂“掃蕩”、封鎖的同時，脅迫、利誘國民黨軍共同對付抗日的人民武裝。膠東地區的國民黨軍，以暫編十二師師長趙保原為核心，在國民黨魯東區行署主任李先良的支持下，頻繁地制造“磨擦”。八路軍不僅要與日軍作戰，還要同投降派、頑固派進行斗爭，膠東敵后抗戰進入艱難歲月。

張鐸隨部隊活動在平度、招遠、掖縣一帶，先后參加了代田、夏杜家、祝溝、靈山等規模較大的戰斗。由于連續作戰，傷病員日增，所需醫藥物資奇缺。在這種情況下，發揮政治工作的威力非常重要。張鐸作為部隊政工部門的領導，所肩負的擔子是很重的。他經常夜以繼日地趕編宣傳材料，并親自深入基層宣講。行軍途中，他幫助年小體弱的戰士扛槍、背被包，保證不讓一個人掉隊；戰前，他指導、協助連隊干部進行思想動員，鼓舞士氣；戰斗中，他指揮果斷，勇猛頑強；戰斗間隙，他關心看望傷病員；駐防時，他走村串戶，深入群眾問寒問暖。他嚴于律己，與同志們平等相處，親密無間。他同戰士談心，做思想工作，深入淺出，富有哲理，并極具鼓動性。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歌聲、笑聲。指戰員們都感到和他在一起戰斗和工作，心情舒暢，渾身是勁。旅里領導常說，五旅的指戰員之所以能在異常艱難的戰斗環境中拖不垮、打不爛，沖鋒陷陣，英勇殺敵，是與張鐸不懈地做政治工作分不開的。如今，不少當年同他一起戰斗過的老同志也都回憶說，張鐸在戰士和群眾中具有很高的威信，深受人們的愛戴。

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９日，是張鐸年輕生命中最悲壯的一天。這天拂曉，大地籠罩著一層薄霧，五旅旅部和特務營從平度縣山西崖劉家村轉移到崮山鄉馬戈莊村，立足未穩，即遭到平度城日偽軍的突然襲擊。經過一場激烈戰斗，旅部機關在特務營掩護下，沖出包圍圈，安全轉移了，但是電臺沒有帶出來。張鐸得知后，心急火燎地說：“電臺是我們的耳目，是部隊的命根子，要不惜一切代價奪回來！”他當機立斷，決定親率一個連立即返回村里。這時撲進村的日偽軍正瘋狂地進行燒、殺、搶，全村淹沒在一片火海中。張鐸令一個排正面佯攻，牽制敵人，他自己領著兩個排從一側殺入村中，一舉奪回電臺。

然而，在部隊準備撤離時，敵人一窩蜂地撲了過來。如不趕快沖出村去，不僅電臺會得而復失，而且有全連覆沒的危險。危急時刻，張鐸鎮定沉著，一聲令下，一排手榴彈在敵群中開了花。他迅即帶領戰士們殺出一條血路，突破包圍圈，沖到村外。面對窮追不舍的敵人，張鐸堅定地命令兩個排帶著電臺速向外轉移，他帶一個排迎頭阻擊撲上來的敵人。就這樣，電臺安然送回旅部。在激戰中，張鐸身中數彈，倒在血泊中，時年僅２６歲。

張鐸犧牲后，當地群眾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用一口上好的棺材，將烈士的遺體安葬在馬戈莊僻靜的奶兒溝北側的一棵柿子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