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杭州網 責任編輯：郭妍菲 發布：2024-06-19 09:52:01
一粒炭化稻米，不足4毫米長，呈現出斑駁的黑。它深埋在浦江一座小土丘底部，來自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
2001年2月22日，徐利民走近埋藏它的那片土，用手中的筆第一次向世人宣告家鄉這處文化遺址的出現。
這粒米，在4年后破土而出，驚艷眾人，和它身處的那個時代一起，被命名為“上山文化”。
2019年，它帶著穿越萬年的秘密和徐利民再次相逢，從此成為他為之燃燒的所在。
和它一樣，徐利民這一生，都深深扎根在浦江這方土地：52歲的短暫生命刻度，卻與萬年文脈相連；一輩子生活和工作在一個山區小縣，卻總能敏銳感知時代的脈搏，與“國之大者”同頻共振；他猶如一粒小小的稻種，在時代的光華雨露下，向陽而生，結出飽滿的稻穗……
“趕上了好時候”
——擔起“盛世修文”的使命，他用心用情投入上山文化，讓世界看到它的價值
沿浦陽江上溯，稻田連綿起伏，上山考古遺址公園鑲嵌其間。兩幢覆蓋著仿真樹皮和茅草的人字形建筑內，客流不斷，屋外，風吹稻響，似乎能聞到萬年前的稻花飄香。
徐利民曾無數次出現在這里，見過星夜中它寂寂無聞的寧靜，也看過第一縷晨光灑向它的明媚。守護3年多，他卻終究沒等到那些更璀璨的時刻——2022年底，國家文物局公布第四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浦江上山考古遺址公園赫然在列；2023年初，國家文物局啟動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更新工作，經過半年準備，上山文化遺址群完成申報。
“我們都期待上山文化遺址群能如愿進入預備名單，完成徐部長的夙愿。”浦江縣上山遺址管理中心副主任張國萍眼含熱淚，說話間，那個為上山文化傾注全部心血的身影又浮現在眼前。
上山文化首先發現于上山遺址，它孕育著稻作文化的起源，也銘刻下先民覺醒、變革的精神標識。
“要加強對‘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傳。”2006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作出的批示，印在上山遺址保護展示館迎門而立的一面浮雕墻上，也始終刻在徐利民的心里。
“徐部長對傳統文化的愛，是刻在骨髓里的。”虞宅鄉新光村原村委會主任朱玉堂說，2007年，一位外地商人想買下村里修建于清朝的靈巖古莊園，“把這幢老房子拆掉給我，我給你們原地蓋洋房。”朱玉堂轉頭把這個消息告訴了當時的鄉黨委書記徐利民，卻差點挨批評，“這是文物，是老祖宗留下的寶貝，千萬不能動！”
如今的古莊園內，昔日的水晶加工作坊搖身變成創客基地，聚集手工首飾、鄉村咖啡廳、民謠酒吧等數十種新業態，成為網紅打卡點。
農家出生、農校畢業、做農村工作起家的徐利民，對傳統、對文化總是情有獨鐘。
也仿佛有著注定的緣分。兜兜轉轉多個崗位，徐利民2019年5月出任浦江縣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又開始和上山稻作文化打交道。他曾說，對于“上山”，他有“三怕”：一怕慢慢來，二怕“小搞搞”，三怕失機會。
“讓世界看到它的價值”——徐利民幾易其稿，繪制了一張跨越15年的“申遺與建設路線圖”，提議上山文化遺址聯盟的4市11縣共同申遺。他主抓“上山”3年多，上山遺址入列國家《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考古中國”重大課題，立項申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跟在徐利民身邊，浦江縣委宣傳部辦公室主任方黎晨深知這背后的付出。他告訴我們，徐利民的口袋里總是備著一張上山遺址地圖，往哪里一趴，哪里就是會議室。他又掏出一張自己收藏的A4紙，是前幾年徐利民帶著大家主動上門對接的部門名稱，正反面都已經快寫滿了。
對上山，徐利民有一股子癡勁兒，視之為終身事業。“上山萬年，文化延續從不間斷。讓人感到任務神圣。”他在工作筆記中寫道。
2021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一月之內三次召集和“考古”相關的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徐利民更是備受鼓舞。他不止一次和身邊人感慨：“趕上了好時候，對上山的理解不斷加深了。”
今年5月，我國科研團隊公布在上山開展水稻起源研究的最新成果，揭示水稻從野生到馴化的10萬年連續演化史，進一步確認了中國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上山文化在世界農業起源中具有重要地位。
“萬年上山這幾年這么火，效果這么顯著，徐部長的組織、推動功不可沒。”上山文化主要發現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蔣樂平說，為了拜訪專家，徐利民總是絞盡腦汁，有時為了能見一面，從傍晚等到深夜，或者早上6點半就從浦江出發，按照對方的時間表蹲守，“坐車2小時，等半小時，可能見面只有10分鐘。”
10分鐘，對于萬年上山來說，只是一瞬。可為了萬年上山，哪怕只有一分鐘，徐利民都要積極爭取。
這些年，“上山文化”從單純考古學術研究，拓展到農業領域的意義探尋。徐利民屢次前往長沙上門拜訪“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袁老對于上山考古的重大成果十分感興趣，題詞“萬年上山 世界稻源”。
2020年8月，為了籌備“上山遺址發現20周年學術研討會”，徐利民帶隊進京拜訪當時已88歲高齡的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可到北京當晚，給嚴老師打了六七個電話都沒有打通。”張國萍回憶說，“我們都有點氣餒，但徐部長說：‘人見不到，帶來的兩把麥稈扇一定要送到。’”這兩把扇子是出發前，徐利民請人用上山遺址收割的麥稈絎縫編織而成。
或許是被這番誠意打動，第二天早上，嚴文明最終同意在小區的涼亭見面。正是這次見面為上山文化留下了一段珍貴的影像資料：嚴文明評價，“上山創造了兩個世界第一——稻作農業世界第一，彩陶世界第一”。
“盛世修文”，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說起這個詞。這個宏愿，背后是深沉的家國情懷、民族情懷。
作為一名基層干部，徐利民對上山文化的孜孜以求全情付出，何嘗不是他最樸素的情懷？
1萬年前，上山先民率先走出洞穴、步入曠野、馴化水稻、形成定居；1萬年后，徐利民也帶著這種“志在萬里、敢闖敢拼”的上山氣質，將世人目光引向這片中華文明歷史的深處。
“認真可以把事情做對，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
——心系人民群眾，他用腳步丈量鄉村大地，實打實踐行著為民初心
2005年10月，浦江20省道（現稱210省道）正式通車。這條路，是在此兩年前，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浦江下訪時當場拍板的民生項目。
兩個月后，徐利民履新虞宅鄉鄉長，這條路，成了他每天上下班的必經之路，路留下的精神財富，也從腳下直抵心中：只要對老百姓有利的事，哪怕有再大困難，都要去做。
上任伊始，徐利民就在鄉里推行“一卡五單”駐村工作法：一張公布干部移動電話號碼的聯民服務卡，要24小時“找得到、叫得應”，農民民生單、團隊分析單、民事調處單、工作進展單、發展建議單，則涵蓋了當時農村工作的基本面。
機制有了，推行下去卻并不那么輕松。一些年輕干部身在農村不知農，到農家進不去、坐不下、談不攏。有一名剛從部隊轉業的駐村干部，一進門就叫村民拿戶口本來看，結果村民一頭霧水，他也碰了一鼻子灰。徐利民與他談心，“村民也許不一定非要你解決問題，只要你與他們多聊聊，他們就感到親切。有時我坐在農戶家，想站都站不起來了！”
在徐利民的帶動下，鄉里的工作也越來越接地氣。駐深渡村干部黃月平記得，有一次與村民趙永南聊家常，告訴老趙可以去鄉政府領取1800元的桃形李種植補助款。身患糖尿病的老趙索性摸出銀行卡，托她代領后存入信用社，還說出了密碼。聽到這件事，徐利民大會小會表揚了她好多次。
“認真可以把事情做對，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這是徐利民的口頭禪，也是他的行事準則——那是一粒種子，對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的一片深情。樹高千尺不忘根，這份深情，帶著淳樸的泥土味，也印證著這位農家子弟渴望回報家鄉的初心。
他的“用心”，身邊人感受最深。
浦江縣文聯黨組書記、主席朱婉華說，徐利民從虞宅到縣委組織部工作后，分管的是組織工作，他總會不定期抽查下屬對鄉鎮的了解情況，“全縣411個行政村，不僅要報得出村兩委干部的名字，村里的主要產業、村集體經濟發展情況，都要如數家珍。他這么要求我們，也是這么要求自己的。”
面對難題時，徐利民總是沖在最前面的那個人，撲心撲肝地去想辦法。
“海平，我們上山。”虞宅鄉農辦原主任張海平至今記得，2006年，山區水源緊張，當地村民缺水，三五戶人家湊一筆錢，用一根水管通到山坳去接水。為了修建水庫，徐利民帶著張海平往山里跑了100多趟，有時一天就要進山三回。人手一副手套、一把柴刀，沒有路就劈出一條路，餓了吃餅干，渴了喝山泉水。盛夏，徐利民戴一頂草帽，仍被曬得黝黑，有村民說：“這哪像個干部！”
兩年后，深清源水庫建成，當地十幾個自然村都通上了自來水。至今，多數虞宅老百姓還不知道，這個水庫是在哪位領導手上建起來的。可他們說，雨少那些年，要是沒有這個水庫，怕是熬不過。
徐利民喜歡和老百姓待在一起。過去下鄉調研時，徐利民總會在口袋里塞些錢，看到誰家困難，就悄悄掏出來。虞宅鄉前明村原黨支部書記邱源樞家里條件不好，兩個兒子都是殘疾人，曾多次收到他的“紅包”。
2022年，已是宣傳部長的徐利民到村里參加活動，結束后又特意跑到老邱家，在門口的板凳上拉了一個多小時家常。走都走了，又回來塞給老邱一個1000元的紅包。“這年頭還有幾個人隨身帶現金？他是特意為我取了送來的。”老邱哽咽了。
崗位再變遷，徐利民永遠是那個徐利民，他熱情、誠懇、踏實，處處用心。用心了，就會有辦法。
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網信辦主任傅杰楨說，領導干部下基層開展下訪工作一直是縣里的金名片，可前幾年，有些網絡投訴渠道的響應處置效率不高。發現問題后，徐利民雷厲風行地整合了全縣8個平臺的網絡問政板塊，新推“民情暖哨”網絡平臺。
一個“暖”字，足以融化堅冰。如今運行的平臺，不少修改意見是他親自測試后提出的，還專門為方便老年人開發了方言投訴模塊。平臺上線3年多來，共收到民情訴求3萬余條，總體處理完成率達99%，大部分問題都能在24小時內解決。
“再得罪人，也要干”
——頂住重重壓力，他帶頭沖在治水最前線，見證“綠水青山”重回浦江
徐利民喜歡跑步。在晨光中，繞著上山遺址的滾滾稻浪，或是沿著浦陽江綠道跑向翠湖。
妻子周衛紅經常會跟著他來到這里，紅色路面順著一汪碧水逶迤，沿途綠樹夾道，花木繁盛，江邊跳臺上守著不少釣魚的人，“跑完步，他經常就這么看著，什么都不說，可我知道，他心里驕傲。”
曾幾何時，浦陽江是另一番景象：由于數萬家小作坊的非法排污，河水中長年漂浮著乳白色的水晶加工廢棄物，垃圾壅塞，氣味刺鼻，水質一直處在劣5類，是錢塘江流域污染最嚴重的支流。
“整個浦江的河水根本不敢碰，腳伸進去一下，馬上長瘡。”浦江縣副縣長柳鋼明回憶。
2013年，自溫州瑞安發端，在全國多地，民間懸賞官員游泳的聲浪此起彼伏。“請環保局長下河游泳”，一時成為網絡流行語。也是在這一年，浙江啟動“五水共治”，浦江首當其沖。
徐利民臨危受命，從各部門挑選了一批有擔當、有經驗的干將，組建水晶整治辦，以“陽光行動”“零點行動”攻堅，掀起了一場環保風暴。
“零點行動”通常是從晚上11點開始的，往往要持續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整治辦成員人手一把鉤，一路掀開窨井蓋，上溯排查污染源。徐利民總是跑在隊伍的最前面。
這是一場斗智斗勇的行動：要快，整治辦的微信群里，一旦有污水口的線索出現，爭取十分鐘內就趕到現場；要耐心，他們時常根據舉報線索“守株待兔”，在蚊蟲叮咬的夏夜，等上一整晚；要有“火眼金睛”，有時，偷排管藏在三四層水管下，甚至要沿著路面留下的白色輪胎印記一路追蹤。
柳鋼明記得，有天晚上，徐利民帶著自己沿著被接連掀開的窨井蓋，往上游走了七八公里，才找到罪魁禍首，“最多的一天，刑拘了26個人。”
徐利民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他常在下班時把妻子送回家，再折返回去加班。“那段時間，他壓力很大。”周衛紅曾勸阻過他很多次，“做事情差不多就行了，可勸不動他。”他盡職盡責、追求完美，哪怕不是他管的事，也會操心。
有時，徐利民忘帶鑰匙，周衛紅會等著給他開門；后來，他特意給家里的大門換上指紋鎖，“讓我不用等他，他一直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干擾到我。”在周衛紅的記憶中，只有想托關系的人找上門時，徐利民才會把她推上前，去打消對方的念頭，“我會告訴敲門的人，有什么事等上班時間去辦公室找他。”
一邊是富民產業，一邊是孕育浦江的母親河，為了在整治中穩定經濟支柱，徐利民的思想也在持續奔跑。當地干部說，徐部長抓“五水共治”，不僅“盯得牢”“抓得緊”，還“謀得深”。他倡導水晶加工戶聯合“個轉企”——20多戶水晶加工戶合并成一家企業，相互監管，其中一戶非法排污，整家企業關停一周，從而倒逼企業自治。
“再得罪人，也要干。”土生土長的徐利民，當時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可他卻將方方面面的關系都處理得妥當，治水近3年，浦江沒有發生一起群體性上訪事件。當時，倒手一塊經營牌照就能掙個五六萬，整個整治辦，沒有一名干部動這樣的“歪腦筋”。
浦江治水由此殺開一條血路，水晶廠從2.9萬家縮減到800多家，偷排現象基本消失。攔壩、挖出垃圾、沖洗淤泥，再種上水草，鋪設親水木棧道……絕地反擊，浦陽江成為浙江治水的樣本。
“文字是有力量的”
——發時代先聲，他以手中之筆鼓與呼，做時代的見證者、記錄者、推動者
徐利民的第一份工作，是鄉鎮的計生干部，可他更喜歡“爬格子”。經常晚上“開夜車”，寫好了又一字一句謄寫清楚，拿到縣委報道組“投稿”。報道組組長洪新年惜才，把他調到身邊。于是，計生干部半路出家，成了舞文弄墨的人。
“有一次，他神神秘秘地要帶我爬仙華山，說‘山中有大魚’。”浙江日報金華分社老記者徐曉恩至今記得，自己跟著徐利民到了半山腰的仙華村，“他說這里空氣好、環境好，浦江小縣城，來了這么多上海人，肯定是新農村的新趨勢。”
那是上世紀90年代末，民宿還是件新鮮事，徐利民卻敏銳地捕捉到了其中的新聞價值。他連寫《農家小旅館 瞄準銀發游》等3篇稿件，不僅打出了仙華山民宿的知名度，也讓更多浦江老百姓開始試水這一新生事物。直到現在，仙華山依舊是熱門民宿打卡地。
不少人都說，徐利民有一雙慧眼，“看一眼，就知道問題關鍵。”徐利民用手中的筆熱情謳歌他所熱愛的家鄉，對浦江發展中走過的歪路也直言不諱。
2000年9月，原有城市規劃與建設山水生態城市的目標相違背，導致38戶拆遷戶需另外擇地安置，造成60萬元經濟損失。一篇《60萬的代價值不值》刊發在《浙江日報》，對其中的利弊逐一分析，作者正是徐利民。
“五水共治”以后，浦江產業轉型升級面臨挑戰，曾一枝獨秀的水晶產業不斷萎縮。社會上也有唱衰之聲，一些干部也萌生怯意，“浦江經濟不行了。”
2021年初，一組“奮力趕超 干在今朝”系列述評在當地媒體連續推出，直面困難問題，直指癥結所在。
“這組述評是徐部長自己點題，逐字逐句斟酌修改的。”縣融媒體中心總編輯洪建堅對那些徹夜改稿的日子記憶猶新，她說，這組稿子的每個觀點、標題，徐部長都要反復推敲，其中一篇甚至修改了31稿之多。
憑借一名宣傳人的敏銳嗅覺，徐利民始終把握大時代里浦江躍升的關鍵節點，為之鼓與呼。
一如徐利民堅信的，文字是有力量的，宣傳工作也可以解難題、促發展。述評推出后，浦江政企干部、企業家、在外鄉賢紛紛轉發留言，有的還打來電話，為浦江發展出謀劃策，收集到的優質意見建議超過400條。
徐利民做過好多新鮮事，宣傳部長直播間帶貨就是其中一樁。
“前幾年受疫情影響，浦江不少水果滯銷。沒想到直播間一吆喝，光我家梨膏糖就賣出4萬余元。”梨農李清標對徐利民的主意心服口服。他組織葡農線上銷售，喊出“人人是主播、農民也網紅”的口號。5天直播，1600萬人次的觀看量，銷售總額破100萬元，解了不少當地農民的燃眉之急。
陽春白雪的藝術家們也在他的感染之下，投身火熱的基層。
時任浦江縣文聯黨組書記方汶說，在徐利民的推動支持下，浦江縣文聯成立了上山文化、工業強縣、鄉村振興、全域旅游、小縣大城五大文藝專班。
文藝工作者們有的揮毫潑墨，繪就780余幅精美書畫，隨葡萄一起裝進快遞箱，贈給經銷商和廣大網友，不僅打開了葡萄銷售新局面，也將“中國巨峰葡萄之鄉”“中國書畫之鄉”播撒得更遠；有的深入企業，將企業為何選擇浦江的故事創作成文學作品，不少招引落地的企業，正是為生動的故事而來。
而即使每天忙得腳不沾地，徐利民也從沒放下過手中的筆。他將對上山的感悟隨手寫在紙上，有時是撕下來的一頁筆記，有時是某張會議文件紙的背面。
徐利民去世后，工作人員整理他的“上山文集”，數字定格在二十九章。在外工作的女兒沒有趕上見爸爸最后一面，這冊《上山二十九章》她讀了又讀，每每都是淚流滿面，“爸爸一直在和‘種子’打交道，他總說，要做一粒好種子。我相信他做到了。”
茫茫歷史長河之中，人類渺小如滄海一粟，大部分人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粒不起眼的種子。
可當它深深扎根土中，擁抱時代，終將沖破泥層，被看見，被記住。
年年歲歲，生生不息。
